上世纪80年代初，本文作者在塑机总厂负责职工文化技术培训，其间利用夜晚和周末时间完成了业余大学中文专业全部课程。（作者供图）

    人生总会有那么些节点，它彻底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轨迹，而那一刻，那些片段，会长久地镌刻在你的记忆里。

    1984年仲夏。离宁波市人事局发出商调函已过去一个多月，我的那份调函仍被压在二轻局人事处。据说，局里通知我厂人事科去拿调函，几天后，我厂的书记去局里开会，把调函扔了回去，并摔下一句话：人是工厂培养的，怎能想要就要？

    那年春天，复刊后的宁波日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编人员，几百位应聘者经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最后敲定录用27人。我是其中一员。我所在的工厂是局属机械行业的“老大”，工厂书记与局长私交甚笃，于是，书记根本没把局里的人事处当作一回事。

    那个年代，档案是人的“身份证”，调函调不出存在企业档案室里的“身份证”，人就动弹不得。事情就这么僵住了。

    这期间，厂领导对此事缄口不提，也不找我谈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尽管报社已两次来到厂里阅档政审。

    日子在静静地流逝，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等待。

    终于，我鼓起勇气去找书记。他劝我安心工作，说调动一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无望中，我又硬着头皮去局里找局长。

    至今，我仍记得他冷冷的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连话都难以说上几句。

    这期间，厂里将我这个工人出身的技术员，从职工培训部门急调到厂办担任负责人，摆开了与报社要人对抗的架势。

    在宁波日报的招聘录取名单中，与我同样境遇的，还有几位：

    H君，老三届，纺织局下面一家著名纱厂任教，我“业大”中文班的校友。她的文字基础和文学功底很扎实。在市总工会“文革”后兴办的业余大学，有许多老三届学习尖子，或因家庭成分不好，或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掣肘，没有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H君当属其中一位。若干年之后，她从记者被提升为报社副刊部主任、市女记者协会主席。

    S君，老三届，来自纺织局下属最大的一家企业。他原在遥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在那里修完大学课程。这次招聘的几百位应试者中，他笔试成绩名列第一。若干年之后，他成为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

    L君，市内一家印刷厂的美工，小我两三岁，我们都够不着“老三届”。若干年后，他在报社从事美编工作的同时，深耕艺海，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当选市美协名誉主席，成为国内水彩画界极负盛名的画家。

    眼看二十几位录取者先后到报社上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焦虑而无助。

    这期间，我们抽空会去报社打听调动的进展。当时的宁波日报社位于厂堂街12号，毗邻市政府大院后门，是一幢旧式洋楼。报社门卫隔壁有间小屋，是这次招聘的接待室。负责接待的杨顺福老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待人热情，善解人意。此时，报社的招聘工作已告完成，我们这些应聘人员虽被录用，但如果原单位坚持不放人，他也爱莫能助。可杨老师觉得这事还有争取的余地。他告诉我们，“文革”后复刊的报社缺人，这次全市范围内招聘采编人员，是市委决定的，原则上要求原单位不能阻拦。

    关键时机的关键信息。我们决定给市委写信。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相约来到报社，来到那间小屋子。此时招聘已结束，人员刚撤离，没开灯光的屋子灰暗而闷热，门边靠窗位置还摆着一张桌子。就着桌子，S君坐下执笔。他似乎已腹有成稿，边写边念，我们仨你一言他一语在一旁凑合着。L君个子很高，站在S君的身后；我在左侧倚门而立；H君在我的对面，她总是笑呵呵的，平和而幽默，再急的事到了她那里似乎也会舒缓下来。

    如今已完全记不得信的内容，大致就几层意思：一是希望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学以致用；二是原单位不放人不符合新形势下人才流动的改革方向；三是立志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之类的“决心”。

    S君书写严谨，字迹端正秀美，他边写边归纳着我们几个人的插话，信文一气呵成。须臾间，我感到了与高手间的差距。后来，我们分在一个部室工作，那种由学养落差形成的压力，继而转化为催人上进的动力，与他，是人生的一次幸遇。

    我们四人从未写过此类上访信件，对结果完全没有底。莽撞而心犹不甘，抗一次天命、尽一次人事，大家郑重地在落款处签了字。

    信是写给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的。

    那个年代，人员的单位所有制还没破戒，人才流动尚处于口号阶段。现今再正常不过的“工作调动”“跳槽”，在当时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

    一星期后，我惊喜地接到市人事局通知，说可以直接去报社报到了。据说葛书记对那封信件迅速作出批示，批件随即转发到市人事局、报社及“卡”人单位的上级各局。

    至今尚不清楚这位地方最高长官的批语内容，反正没有档案可先去党报上班，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几天后，厂长把我叫去。他说，“卡”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放人。

    就这样，我和另三位同仁经过一番波折，先后进入宁波日报社，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据说哈佛大学有个调查：人的一生通常会有七次决定人生走向的机会，但上天在赐予我们这些机会时，总会设置一些门槛，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跨越，这些机会就会一溜而走。

    我想，每个时代赐予人们的机会未必均等，但机会始终垂青于有准备者，无论你是执意，或是无意间完成了这种准备。

    至今，充满蓬勃生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我对这个度过青春最好时光的工厂心怀感激而从未抱怨。在那里，一个十六岁进厂当学徒的车床工，一个因为家庭成分连上初中资格也差点被剥夺，更无缘高考的“可教子女”，被推送读完“七·二一”工大机械专业；在那里，一个实际文化程度仅小学四年级(当年“文革”爆发)的初中生，有机会完成了业余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

    岁月未曾蹉跎，是因为你在肃杀的冬季有个蛰居孕育的庇所，直到迎来春天。

    而完全是因了“业大”四年夜以继日的寒窗苦读，让我们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转型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在“文革”后的人才断层期，在众多揣着梦想试图改变命运的应试者中，我们幸运地“存活”下来；又在后来高负荷的岗位上，有了砥砺前行、勤勉担当的承受力。也正因此，在那个彷徨无奈的下午，有了付诸申诉的底气和信念。

    我们四人的人生轨迹，在那个仲夏的下午被改变了。

    （本文作者系宁波日报社原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