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去上班的路上，突然接到小方电话：“我爸爸在凌晨走了。”我一时惊愕，脑子一片空白。方老师去世前两天，还与我和王介堂先生约定，一起去走访宁波古迹。后来因为方老师要去外地与出版社商议出书事宜，暂时延后。

    方祖猷老师上世纪50年代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长期在江苏泰州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上世纪80年代调回故乡宁波，成为我效实中学文科班的班主任。

    上世纪70年代，方老师就开始研究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哲学家王艮。调回家乡后，他在《浙江学刊》上发表了《评王艮的哲学思想》等两篇文章。在原杭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教授沈善洪的鼓励下，方老师开始聚焦浙东文化。

    1988年，方老师从宁波师范学院调入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方老师提出，宁波除了王阳明，还有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一大批浙东学派大家，于是，学校原先的阳明学研究室就改成浙东学术研究室，方老师任研究室主任。

    1987年末，宁波文化研究会成立，方老师兼任副会长和秘书长，一方面组织同好从事宁波文化研究，如每年一届的浙东学术论坛，另一方面开展社科普及活动，如进学校举办宁波文化系列讲座、“宁波文化之旅”活动等。其间，我帮老师干些杂活。

    浙江佛教、佛学，也是方老师的研究课题之一。他出版了《天台宗观宗讲寺志（1912-1949）》《宝静法师年谱》和《谛闲法师年谱》等著作，其中《张汝钊居士集》写的是观宗时代一位很有才华的慈溪籍女诗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方老师作为宁波著名学者，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的诸多教授、学者成为好友。我曾帮助老师陪同韩国的学者考察高丽使馆等遗迹。

    方老师曾做过自我总结：“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浙东学术、佛学、妇女权益这三个方面。”他多次强调，做学术研究要接地气。比如，他在泰州工作时研究王艮，到宁波后研究王阳明、黄宗羲。他又说，研究地方文化名人固然重要，但研究对象最好在全国、世界范围内也有影响力，这样学术价值就会更高。王阳明、王艮、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物，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就很有地位。

    一直记得方老师告诉我做学问的秘籍：“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写论文。”他说，你一边写一边就要翻阅书籍、查找资料，不断完善自己的论据、论证、观点。他现身说法鼓励我，“在研究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史料不足等，这就要努力争取周围朋友的支持。”每次去老师家，不分寒暑，都见他伏案写作，八仙桌上堆着各种古籍。

    1993年，方老师积极促成在宁波大学举办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这是我市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性学术会议。会后，方老师与滕复合作主编出版了浙东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论浙东学术》。1994年退休时，方老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更值得称道的是，在退休后30年中，方老师笔耕不辍、著述不断，正式出版物除了前文提到的佛教类书籍外，还有《清初浙东学派论丛》《万斯同评传》《王畿评传》《黄宗羲长传》《谛闲法师年谱》《谛闲大师》《晚清女权史》等，古籍整理有《罗汝芳集》《万斯同全集》等。

    方老师的两本著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本是《万斯同年谱》（1991年），该书与陈训慈合著，历8年之寒暑，考200种文献而撰。作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万斯同以史学闻名于世，《万斯同年谱》系统梳理了万斯同生平，全面考述万斯同著作，还原万斯同事迹，是迄今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斯同年谱，被学界誉为“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

    另一本《黄宗羲长传》（2011年），取法西方传记，勾勒出传主跌宕起伏、不断反思的一生，对传主思想脉络与精神世界作了动态活现。著作爬梳近150种书籍史料，考证严谨，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血肉丰满的黄宗羲。有学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书评，称该书是迄今史料最为翔实的黄宗羲传记之一，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且架构新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方老师每次送书，都认真地签上他与我的名字。倘若我有贡献，他也会在书的后记中提及。老师曾经想把衣钵传给我，但由于我在搞基础教育教研，又对刚刚兴起的心理学感兴趣，所以当时没有答应，让他很失望。后来我担任了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他很欣慰，经常参加研究会的各种活动，以示支持。

    方祖猷老师的去世，引来宁波文史界的集体悼念。作为他的学生，我更是不胜唏嘘。老师无愧于“甬上浙东学术名家”的称号。老师的新著即将出版，现在宁波文化、浙东学术的研究人才辈出，他老人家应该此生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