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定律或定理），而且我们还知道，规律只能利用，不能创新，更不能人为地创造。比如“圆周率”，即便今天科学家没有发现它，圆周率也客观存在。

    与基础研究不同，科技创新则属于发明。顾名思义，发明是指以前没有的技术（产品），而现在创造出来了。比如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电，发明了互联网。这三项技术（产品）皆是从无到有，假若没有人发明，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发明属于创新。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基础研究既然是发现规律而不属于创新，中央为何要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呢？或者问：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到底是何关系？

    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基础研究。或说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最先一公里”。想想也是，假若没有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也许至今没人会想到用钢铁造船；若没有“伯努利定理”，恐怕也不会有人造飞机。放眼看世界，迄今还没有一个基础研究落后的国家而成为科技强国。

    由此可见，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强化基础研究。其实这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学者专注于基础研究。我们知道，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一旦公之于世，其使用便不排他。比如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威尔森可用它造铁壳船，别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园。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说，基础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品”。

    是的，困难就在这里，创新性技术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有偿转让，创新性产品也可通过市场出售取得收益。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用不排他，无法向使用者收费；而且由于它们没有直接的商品载体，也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获利。

    从这个角度，也就解释了目前国内学者对基础研究为何热情不高的现象。学者当然要有情怀，但他们同时对物质生活待遇也会有追求。也正因如此，中央提出财政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时期，政府财力总是有限的，仅就科技创新来说，希望得到财政资助的项目也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分轻重缓急，僧多粥少，财政资金只能天女散花。实践表明，财政资金过于分散，对推动创新的效果并不理想。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就应该收缩战线，重点资助基础研究、撒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民用技术创新推向市场融资。

    具体到政策操作层面，我最后想提三点建议：第一，由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通过市场取得收入回报，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相对优越的研究条件与生活待遇，让他们体面地做学问；第二，根据基础研究的特点，财政前期投入不必过大，应主要用于“智力报偿”，对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给予重奖；第三，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搞所谓年度量化考核（如论文数量等），对暂未取得成果的学者，要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