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静静            

    从农村到城市，是实现青春梦想的途径。“北漂”，更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敲门砖。从奋斗、挣扎、追求到幻灭，《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体梦想湮没的悲剧。少年时的她，唯唯诺诺；成年后凤凰涅槃，成了熠熠生辉的投资艺术品行业的精英；最后，又跌落神坛，在城乡接合部的公寓里自杀未遂。

    小说语言带着皇城根京味，让人联想到王朔戏谑与调侃的荒诞味。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让我们看到人性发展的脉络里那符合文学审美的真实。如果说鲁迅《孔乙己》是以小伙计“我”的视角来叙述情节的，那么《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以陈金芳中学同学“我”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在北京城的少年眼睛里，一个乡下来的插班生是怎样的？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集？这样的小说架构具有戏剧冲突性。

    生命最初的意义就是被看见。乡下妹子陈金芳是多么想在同学中刷一把存在感啊，她穿姐夫的双排扣西服来学校上课，还成了班上第一个涂口红和第一个打耳洞的女生，她用火钳给自己烫头，还穿上了不知在哪里捡到的一高一低的高跟鞋。与陈金芳同病相怜，“我”那时其实也非常无助：多年练小提琴，却被老师判定为没有天赋，不可能走专业的路。练琴成了鸡肋，幸亏在每天夜晚的窗帘缝里，“我”看到了陈金芳倚在树身上痴痴地当听众。即便如此，“我”依然自卑、懦弱，当陈金芳背着印有“钾肥”的蛇皮袋跟在“我”后面时，我甚至没有胆量呵斥她两声。“我”害怕同学起哄，恐慌会把“我”这个城里人与乡下妹子并论。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除了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与艺术性，作品还透露出新时代“看客”心理。对于“看客”，鲁迅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是同学的代表，作为城里人，骨子里看不起陈金芳。从校园生活起，陈金芳融入城市的过程就举步维艰，导致她的心理慢慢异化。

    除了“我”以及“同学”是看客，文中的亲人、恋人、老师、朋友与乡亲都是看客。父亲过世后，母亲和姐姐只是把她当作附庸，对她前后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少年时抛弃她，让她独自在北京生活；二是在她成年发迹后，依靠她“光耀门楣”。老师把她当作赚钱的砝码，恋人觊觎她的身体。在投资圈朋友那里，她也并没有被接纳，B哥一语道破天机：“亏了就伤元气的人，说白了根本就不配跟我一起玩儿。”陈金芳投资生意的本金来自村民们的拆迁补偿款，她与乡亲的关系于是成了赤裸裸的交易。当金钱散去，村民们毫不迟疑地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新时代的看客，无疑是他们所在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物质利益，不惜践踏他人。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达成目的，甚至可以放弃所有，包括道德、法律和情感。

    《世间已无陈金芳》揭开社会的弊端，目的是疗救。如同《孔乙己》中小伙计“我”并不代表鲁迅的观点，《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也不代表作者石一枫的立场。作者应该是悬浮在所有看客上空的，文中弥漫的是对以陈金芳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的同理之心与悲悯之情。

    《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陈金芳这样一个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中重重摔下来的乡村女性，作品折射出当代被扭曲的成功哲学和所谓的“弄潮儿”的自我膨胀、迷失与沦落。小说初衷是想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里这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风口里抓住了红利，在花团锦簇之后瞬间归于宿命般的失败，有让人叹惋的悲剧意味与英雄色彩。这和19世纪欧洲的于连、拉斯蒂涅及20世纪美国的盖茨比存在着某种呼应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这方热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