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靳铮（后排左五）与幼儿园小朋友合影。（瑜语供图）

    瑜 语

    走人生路，离不开引路人。他们就像黑夜的火炬，天空的北斗，引领你不断前行。靳铮老师就是我少时引路人。

    对靳老师的最初印象，是在医院。我幼时一次发烧住院，靳老师特地来看我。其实从我父母结婚，两家就是邻居，最初几年还共用一个阳台，朝夕相处二十多年。靳老师有五个孩子，当时除一个还在山东读书，其他几个都去当了兵。

    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靳老师是山东沂水人，她的父亲靳星五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40年靳老师刚满15岁，父亲带她去中共沂水县委担任文书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5月，她随第三野战军南下杭州，后到宁波。

    我小时候上的是一所部队幼儿园，靳老师是幼儿园主任。刚上幼儿园时，我总是吵着要回外婆家。幼儿园在江东演武巷，和外婆家隔一条新河，步行也就几分钟。有一次，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们外出，走着走着，一个提着竹菜篮的熟悉身影迎面走来。“外婆！”我突然喊起来，跑出队伍扑到外婆怀里，一时泪眼婆娑，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执意要跟外婆走。第二天，我被爸爸拽回到幼儿园。长大后，这个小插曲经常被靳老师调侃：“你小时候在幼儿园调皮自由，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呵呵！”

    1969年，部队幼儿园撤销，我也快到上小学年龄，在家里待着。正好靳铮老师退休了，也待在家里。我俩几乎天天见面，关系更亲近了。如果不去外婆家，我就会在阳台上一边帮靳老师择菜、剥毛豆，一边听她讲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最悲壮的历史时期。侵华日军集结数十万精锐部队，对全国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想消灭我主力部队。山东沂蒙革命根据地也遭遇日寇大扫荡。1942年，靳老师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任会计，还兼顾北海银行根据地纸币的印刷、登记、发行等工作，随地方部队一起行动。

    靳老师说：“那时候条件简陋，我们用油墨印刷纸币，纸张粗糙，但一点也不能浪费。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正在印钞票，突然鬼子和伪军300余人前来扫荡。接到撤离的命令时，鬼子已经进村，如果从村口突围，就有可能与鬼子正面遭遇。我们3人只有一颗手榴弹，危急时刻，我果断地对同伴说，俺们去后院外钻高粱地！于是，一路快跑到高粱地隐蔽起来。3个人紧紧地拥抱着，一个说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另一个说我不想死。我说，俺也不想死，但俺们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如果被鬼子发现，俺们就拉响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后来幸亏天黑，鬼子和伪军在村里胡乱开枪一通，烧了房子，抢了物资，折腾够了，又害怕八路军打他们伏击，就撤回到城里……”

    我问她：“当时您害怕吗？”“刚开始当然害怕，有了战斗经验胆子就大了，渐渐地更勇敢了。那时候内心一直有信念和憧憬，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派，更多的人就能过上好日子了。”靳老师深情地说。

    除了讲故事，靳老师还教我唱很多歌曲，背诵诗歌。我清晰地记得靳老师教的两首歌，一首是她最喜欢哼唱的《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了那悠扬的旋律。另一首是《在太行山上》。记得有次全校举行合唱比赛，我们年级组就唱《在太行山上》，我自信满满协助老师教同学。一唱起“红日照遍了东方……”仿佛看到巍峨雄壮的太行山上，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战斗场面，顿时心潮澎湃，激情四射。

    当年老房子，我家居北，靳老师家居南，朝东墙上各有一扇大大的木制花格玻璃窗户，中间有一个连接两家的阳台，白天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的，四面通风，非常凉快，夏天就在地板上铺草席睡觉。午睡前，爸爸也经常教我唱儿歌，还让我跟他一起背“老三篇”。有次午睡时，爸爸正领着我背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突然听到站在阳台南面的靳老师提高嗓门喊：“哎呀，我的同志哥，你的普通话不行，被你教走样了……”那年我才六岁。从那时起，靳老师就隔三差五地把我叫到阳台上，面对面坐着，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教我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讲述张思德、白求恩的故事。我虽然似懂非懂，却难以忘怀。

    我上小学后，开始帮父母做家务。有一次，靳老师看到我在生炉子，热心地指点让炉子烧旺的诀窍。她还经常在我父母面前，夸我能干勤快，是个好孩子。那个年代，班主任都会来家访，有好几回，我或妹妹的班主任来家里，爸妈还没下班，靳老师就当仁不让成了我和妹妹的家长，热情地和老师交流，介绍姐妹俩在家里的情况，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还感谢老师的辛勤付出。后来小学班主任老师问我：“这个靳老师是你家亲戚吗？怎么对你那么了解、那么亲？”我说：“是的，确实很亲！”

    我外婆和靳老师年纪相仿，一个是从四明山区嫁到城里的家庭主妇，一个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因为我这个“纽带”，两位长辈经常见面。外婆很会干家务，总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经常带来我和妹妹爱吃的酒酿圆子。靳老师很佩服外婆做家务的能力，总夸外婆菜烧得好，还向外婆讨教宁波菜的烧法，像四鲜烤麸、醋熘带鱼等等。外婆也向靳老师请教面食的做法。我外婆没读过书，很羡慕靳老师有文化。靳老师爷爷是晚清秀才，曾创办私塾普及同村孩子教育。靳老师6岁时就在爷爷的私塾里读书识字，12岁进沂水县初级中学女子速成班读书。外婆见靳老师看报纸，就说：“如果我识字就好了。”两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一个南腔，一个北调。外婆问：“靳主任，你做淡包（馒头）生活（手艺）好伐？”靳老师纳闷：“馒头做得好不好，与生活好坏没关系呀……”大家不约而同大笑。她们交流的时候，我常常成了翻译。有一点外婆很得意：小时候没被缠过小脚，走起路来，腰板笔挺。而靳老师小时候却受过裹脚的痛苦，亏得其父亲干预，早早解除了束缚，但年幼时的强行扭曲，造成她的脚畸形，特别是小脚趾头整个贴着脚底扭曲着，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别看靳老师乐观豁达，也有遗憾和心结。1952年12月，全军10万女军人集体转业，靳老师含泪脱下心爱的军装。1969年，当组织上安排靳老师去新华书店担任党组织负责人时，又因为家庭原因提前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靳老师大儿子出生于1947年，当时靳老师随部队正行军至江苏新沂的途中，大儿子只好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一年后由孩子的大伯接回山东老家。因大伯没有孩子，靳老师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就留在了山东亲人身边，5个孩子南北分离，作为母亲，思念的心情可想而知。靳老师有时也会调侃：“如果我1955年授衔，应该是上尉正连，进步就快了。”

    靳老师曾对我说：“有时候我心不甘，不到50岁就休息在家，但想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想想有的退伍后还在山东老家务农，我就一点不委屈了。我现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党员、老革命的样子要保持好。你长大后要争取早日入党，多做有益的事。”现在想来，这也许就是我早期受到的信仰启蒙吧。

    1985年，靳老师和同是老革命的老伴搬入部队干休所，我家也搬迁到了新住处，两家就分开了，但我们和靳老师一家仍保持着联系。记得1987年3月我入党后，靳老师从自己小儿子处得知消息，专门捎信表示祝贺，鼓励我继续努力进步。

    2007年5月1日，靳铮老师因病离世，享年82岁。

    转眼间，我也快到耳顺之年，时不时记起那些和靳老师在一起的时光。八一前夕，我和靳老师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把一束鲜花，献给敬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