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唱新闻”

    胡嘉成/文 周太福/绘 

    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仑乡间，农家连安装电灯都是一种奢望，根本想象不到今日家家户户丰富的娱乐生活，当时的人们只习惯于喜闻乐见的看戏和听“说唱”。

    看戏多是在预先接洽好的农闲时节，邀请的是演越剧的“草台班子”。而听“说唱”却方便得多，一年四季里可不拘时日，即使农忙时节也能忙中偷闲地借此调节生活。尤其是每年夏秋高温季节的夜晚，大家习惯于晚饭后出门乘凉，带着一把既能驱赶蚊子又能扇凉风的扇子，挑选空气流通的地方休憩，常常是左邻右舍聚集在一起。为排解乘凉时候的寂寞，许多人热衷听“唱新闻”。

    “唱新闻”是那时走村串乡的民间艺人所表演的曲艺，艺人多是我们美称为“亮眼先生”的盲人。胸前挂一只两面敲的小鼓，左手提着一面小铜锣，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捏着一块敲锣的桐木片，无名指和小指间夹着一根敲鼓的小鼓槌，一路走一路唱着曲，为了吸引村民，还不时敲击鼓和锣来烘托气氛。而走在先生前面的，通常是被称为“挡挽”的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手牵一根小竹竿，先生握着小竹竿的另一端，在“挡挽”牵引下，一步步向前。

    “唱新闻”名曰“唱”，其实是以“说”为主，只不过在“说”的过程中，会时不时穿插唱曲。很多时候说的也不是“新闻时事”，而是评话、章回小说那样的长篇故事。大家利用乘凉的机会，一起凑份子听“唱新闻”，既消暑解乏，又享受了一道精神大餐。

    每当“唱新闻”的先生有韵律的锣鼓声在我们小村里响起时，住我家对门的热心的堂叔就会跑去和先生接洽。听母亲说，先前负责这档子事的不是堂叔，而是村里的一位长者，谈妥了书目和价钱后，引先生去村里的祠堂中打地铺歇宿。住的时间随说书的天数而定，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先生白天休息，夜晚临场，一日三餐吃“百家饭”——由村里几户人家轮流送去。后来堂叔自告奋勇包揽了一干事务，他说自己是单身汉，方便，不仅让“唱新闻”的先生住他家，而且“同灶吃饭”。就这样，“唱新闻”的先生成了我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其中，有两人印象最为深刻。

    一位是“唱新闻”的先生，年龄已近花甲，面容清癯，文质彬彬，白天里话不多，老见他托着一把黑不溜秋的小茶壶喝茶。村里人赞他的说唱有“板眼”，咬字清晰，只是其间老有几声咳嗽煞风景。

    另一个是先生的“挡挽”，不是通常的小男孩，而是拖着长长辫子的小女孩，和先生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自从女孩的母亲在五年前去世后，先生的日常生活就靠她打理。在堂叔家，勤劳的女孩负责三个人一日三餐的饭菜，还抢着清洗堂叔换下的脏衣裤。空暇时，她常到我家来，甜甜的一连声的“阿姆，阿姆”称呼我母亲。见母亲到菜地里去，她就跟着去菜地做帮手。见母亲烧饭煮菜，即刻钻到灶口管柴火。喜得母亲逢人就夸：“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就有福了。”小女孩虽只长我两岁，但俨然一位大姐姐。一次，我的汗衫肩部被树枝钩破，她拿出随身带的针线包招呼我：“毛头，快脱下来，我给你补补好。”我难为情不肯脱，她就扯着汗衫的下摆强帮我脱下来，然后穿针引线地缝补起来。碰巧这一幕被我母亲撞见，惹得母亲好长时间在我面前连声赞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捎带的是一顿数落和埋怨：“你看她和你一般大，一副大人的做派，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疯’。还是生囡好。”后来，我听堂叔说，母亲几次同他商量，想请他找机会牵线认小女孩做干女儿。

    在“唱新闻”的那些日子里，小孩子家巴不得太阳早点下山，每日天还未黑，就吵着同堂叔去清扫晒场上的浮尘。洒上浅浅的清水，人手一小捆干燥的艾草把，点上火，绕场挥舞，浓浓的芳香气味驱赶着蚊子逃离晒场。之后，将点燃的艾草把分散摆放在晒场的四周。场子中间的上方是先生的座椅，先生在上面坐定，小女孩站在一旁，摇着扇子为他父亲驱赶蚊子和散热。我们围着小桌子一圈圈地放上各家的椅子和凳子。渐渐地，酒足饭饱的各家各户的男人、叽叽喳喳说笑的女人，络绎不绝地会聚到晒场。手提来的挈档桶（木质的小水桶）一概放在场子边上，桶里是新汲的清凉的井水，水里浮着从自家地里摘的墨绿相间的“乌鳢”大脆瓜。

    先生的开场锣鼓响起，晒场上瞬间静了下来。先生抑扬顿挫的说唱声、抽丝剥茧的故事情节，牢牢吸引着听众。夜幕笼罩下的晒场，点点萤火虫在四周飞舞，“叽叽”鸣叫的“小戏头虫”，在田野中此起彼伏。顶着满天的繁星坐在晒场上的人们，被故事情节感染，全然忘却了一天的劳累。我记得那时说《杨家将》，说到奸臣潘仁美陷害忠良，将杨七郎乱箭射死时，众人骂声连连；说到金沙滩血战，杨家一门忠烈时，人群中唏嘘一片。短短两个多小时的“唱新闻”，总会在紧要处戛然而止，大家被先生的一句“欲知详情，且听明晚分解”而吊足胃口……

    凉爽的秋天来临了，“唱新闻”也就画上了句号。大人们和先生相约明年再见。

    遗憾的是，这对父女第二年没有来。听堂叔说，先生因病过世了，小女孩被他人收养。母亲听后，叹息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