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其军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姚剧《乡村心事》主人公姚永昌而言，他所关心的家事国事天下事，都落在其土生土长的新建村。作为阳明故里的汉子，作为事业有成的先富者，作为一名党员，在村支书的任上，当然讲担当、讲反哺、讲使命。在笔者看来，这个人物形象最有意思的是，姚永昌能将村支书工作当作志愿式、奉献式的兴趣爱好而尽心尽情投入与践行。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村支书？了解近年余姚乡村振兴工作所涌现的先进人物谱系的观众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新建村家家户户搞起了产业，口袋鼓起来了，但在心系公益事业上，在着眼可持续发展上，村民的认知和热情不尽相同，有的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怀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有的甚至迷失方向染上赌博恶习……姚永昌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凝聚人心，产业升级，改变现状，试图开创新建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优秀的新局面。他提出的一个“药方”是引导村民发展养老产业，由点带面，提升物质与精神文明。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姚永昌面临着重重困难。

    一个戏成功与否，考量之一是人物能否立起来；一个戏优质与否，考量之一是人物是否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应该说，姚剧《乡村心事》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戏剧讲究矛盾冲突。围绕姚永昌作为村支书在村庄中拟推行的“施政纲领”，《乡村心事》设置了系列别致而新颖的“内忧外患”。第一个冲突来自妻子李金娣。李金娣不赞成姚永昌在村里“搞事”，一怕吃力不讨好，二怕影响自家产业壮大。她不断“威逼利诱”，想让姚永昌“消停”，比如邀他回到企业主事，比如假装“离家出走”……姚永昌连哄带骗见招拆招，好似“游龙戏凤”，打定了主意就是不动摇，搞得夫妻几近失和，姚永昌在“借酒消愁”时甚至说出“知心爱人不知心”的怨言。此戏将家庭内部的“冲突”不惜篇幅地予以细腻描写，在同类题材剧目中较为少见。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将家务与“村务”关联起来又会如何？此戏对此有较为充沛的铺陈和回旋。

    第二个冲突来自村民周立根。周立根生意做不好，破罐子破摔竟沉迷网络赌博。他的妻子苗小玲租用姚永昌家的老屋参与居家养老产业，他表示反对。苗小玲要向姚永昌交点“租金”，姚永昌实在推辞不掉，暂且收下钱以让苗小玲安心发展产业。此事碰巧被周立根发现，为了将这笔钱占为“赌资”，他误认为姚永昌倡导养老产业其实是为“谋一己之私”，就向上面告状，给予姚永昌猛烈一击。剧中，周立根并非纯粹的“坏人”，只是村庄先前恶性竞争、无序逐利的“受害者”，未得到较好引导而迷失自我。

    第三个冲突来自部分“吃瓜群众”。这组矛盾不是显性的，却比前两组更具“挑战性”和“杀伤力”。在小说《孔乙己》里，鲁迅有一句话：“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所指是“看客”营造的表面氛围，揭示“看客”缺乏血性与判断的某种实质。姚剧《乡村心事》对于部分“吃瓜群众”隐约表达了类似的“批评”。第一“回合”，姚永昌面向全村提出产业升级、着力发展养老产业，村民们由惊讶转而普遍附和，但真正让谁表态，又模棱两可不愿确认。第二“回合”，姚永昌被周立根误解中伤，希望村里能有人为自己作证，以示清白，却没有一人真正站出来——姚永昌的伤心，与其说是因周立根的误解而起，倒不如说由“吃瓜群众”的“墙头草”言行所造成。好在村民终究还是知道了姚永昌的好意和高明，当苗小玲成功开办居家养老院，周立根浪子回头金不换，群众为此振奋，更加拥戴自己的村支书。

    姚剧《乡村心事》导演倪东海说：“就是反映当下农村的凡人小事，让观众近距离触摸与感悟台上所发生的‘种种心事’，呈现良好的价值取向。”是的，类似的故事在生活中就发生着。但它不是机械地搬套，而是艺术地再现。此剧于今年5月10日搬上舞台，我于7月3日晚再度细致观赏，确认导演的手法有水准，演员的表演有品质。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的第七代姚剧演员，我于日常多数熟悉，但观看时能将这层“熟悉感”剥离，进入故事中。第八代姚剧演员，于生活中大多不相识，但在舞台上看得出他们的成长与成熟。可以说，姚剧《乡村心事》，满足了紧扣时代脉搏叙事的审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