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碑一面留有“户部太傅太子”6个楷体大字。

◀残碑另一面留有“殿大学士赠太”6个楷体大字。 （史宏 摄）

余有丁画像（余君方 供图）

    东钱湖周围曾经有众多形制、年代不一的古墓，遍布于山岙之间，尤以清代年间的居多。上世纪60年代，这些古墓或被盗挖一空，或被挪作他用，有的甚至用来砌岸建房，古墓至今已所剩无几。

    残碑发现经过

    今年7月15日，笔者在东钱湖郭家峙西南走访时，在原海军四一二医院前面，看到长约200米的湖岸之中，砌嵌着许多墓碑。

    这些墓碑有的断裂，有的完好无损。其中一石块镶嵌在两块很大的墓碑之间，上面赫然写着“户部太傅太子”几字。断裂处，还依稀可辨繁体字“兼”，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虽然残碑上没有年份和姓名，但根据其不寻常的字样，笔者判定这块残碑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笔者先后将照片传给我市文保专家许孟光先生和杨古城先生，他俩看过碑面上的文字后，都认为它有可能是明代大学士余有丁的墓碑残件。

    这块残碑位于原四一二医院湖滨公园湖岸，距明代大学士余有丁墓区很近，仅300米左右。据医院退休医生朱志康回忆，四一二医院及湖滨公园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由此推测，当年山上的古墓被毁以后，有可能被人随意拿来砌筑公园湖岸，其中包括这块残碑。当然，也不排除整块石碑被敲碎后再用来砌岸。至于残碑的其余部分，去向不明。

    仅凭“户部太傅太子”这6个字，仍难以确定这块残碑的主人。余有丁的后人得知消息后，从湖岸挖出残碑，并把它保护起来。令人惊喜的是，当挖出残碑时，发现其反面还刻有“殿大学士赠太”6个楷体大字，笔法圆润典雅，雕工细腻清晰。笔者看到，残碑一面呈梯形，上宽53厘米，底宽67厘米，高43厘米，厚11厘米；另一面呈不规则四边形，残缺不齐。残碑为普通石料。

    残碑主人之谜

    残碑上没有主人名字，只有几个官职而已。那么，这块残碑的主人真的是明代大学士余有丁吗？

    据残碑正反面所刻“太傅太子”“大学士”等分析，墓碑主人极有可能为余有丁。余有丁（1526-1584），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人。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卒赠太保，谥文敏。

    据民国四年《东钱湖志》记载，历史上葬于东钱湖的丞相，寥寥可数，仅史浩、史弥远、余有丁三位。有着“大学士”称谓的，唯有明代的余有丁。再者，根据明代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七《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敏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该墓志铭为余有丁的同朝官员许国所撰，许国与余有丁关系密切，所写内容应该可信。

    民国四年《东钱湖志》中还有关于余有丁坟墓的记载：“赠太保建极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谥文敏，余有丁墓，在东湖隐学山，许国撰墓志。”如今残碑的发现地，就在隐学山附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残碑主人为余有丁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据我市文保专家许孟光先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曾在隐学山附近水渠边发现过余有丁残损的墓志铭石碑。种种迹象表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余有丁坟墓遭人为毁坏之后，墓道上很多石件被弃之附近一带。

    余有丁其人

    余有丁系南宋名臣余天锡八世孙，生于嘉靖丁亥年，故名有丁。嘉靖四十年（1561年），余有丁以太学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北京）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殿试时，被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

    余有丁一生著有不少诗文，多已遗逸，有《史汇刊误》《子汇》等遗世，后人将其著作合编成《余文敏公集》。

    余有丁酷爱山水，羡慕陶渊明，同东钱湖结下了不解之缘。死后葬于东钱湖隐学山。他生前在东钱湖畔精心构建的五柳庄，堪称当时园林之典范，被后人津津乐道。

    纵观余有丁一生，官运享通，担任过许多官职。根据余有丁墓志铭中记载：“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居一岁，从上定寿宫，加少保改户部”。结合残碑上所刻的“户部”，可以确定余有丁入相以后，先任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了更重要的户部尚书。据许孟光先生介绍，内阁大学士中，首辅、次辅可以称相，其他大学士不宜称相。民间称余有丁为丞相，其实是有点勉强的。

    余有丁墓道早在2001年作为东钱湖石刻群的一部分，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余有丁身份显赫，墓道一定气势不凡，墓碑也是体量巨大。而根据这块残碑两面刻有字样以及残碑的厚度，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块墓前横碑，与坟墓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块已有400多年历史的余有丁墓碑残块的发现，虽然仅有12个字，也弥足珍贵，它是一代丞相的见证之物，更是研究余有丁一生仕途职衔之不可多得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