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部分小说

雷默部分小说

雷默部分小说

    李德南

    问：首先祝贺你获得第四届茅盾新人奖，很高兴能一起谈谈写作的话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倾向于选择哪篇作品作为个人写作的起点？我指的是，你的哪篇作品意味着个人写作的真正的开端。

    答：有意识的创作始于2005年，那时候，我已经工作，在一个小县城的电视台，整个县城除了工作上的同伙，没有一个熟人，房子是租来的，除了上班就是回出租屋休息，出租屋在一个老小区，一个楼梯上去有三户人家，我租的是楼梯拐角的夹缝间，照理那应该是堵墙，可是开了一道门，推门进去，里面都是旧家具，还有一台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那台电视机有一天我看着看着，冒了股烟，再也开不起来了。这之后，我常常跑到街上的网吧去上网，那个年代BBS（网络论坛）盛行，我在好多网站流窜，像左岸会馆、天涯、新小说论坛等等，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群朋友，于是也开始写小说。那时候，左岸上有一大批后来变成很活跃的作家，徐则臣、王棵、李浩他们是小说版的版主，我第一个像样点的小说就发表在网上，当时《小说选刊》的副主编还夸了我一顿，深受鼓舞，于是一坚持写了十多年。

    问：童年生活对你的写作有深远影响吗？我注意到，你的短篇小说《告密》（《收获》2016年第3期）和《你好，妈妈》（《江南》2018年第2期）等作品，都涉及对童年生活的回望和反思。

    答：我相信童年对每个写作的人都有影响，文学作品中的童年是具有启蒙精神的，它也最接近于文学表达，而我最早接触到的小说，比如《恶童日记》《杀死一只知更鸟》等等，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只是写到后来，得去考虑什么样的叙事是中国式的，对童年的回望和追述其实有对生命个体和历史纵深的反思，当下和过去，现实和历史，是一脉相承且彼此印证的。

    问：《告密》从儿童视角看成人世界，尤其是特定阶段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所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比如里面写到“我”跟父亲聊天时的隔阂。“我”觉得跟父辈聊天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聊到一个人的时候，大人们总会去追问这个人的父辈是谁，他们家原来的情形怎么样。那是一个重血统、重阶级出身的年代。书写这样的细节，跟你的个人记忆有关吗？还是主要是想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反思？

    答：这个小说源于我和父亲的一次聊天，聊到了一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脾性和血统，我突然被过去的某段历史击中并深深地着迷。后来这个小说写出来后，就面目全非了，我是一个散漫被动、目标经常发生偏移的人，经常被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说更接近于文学本质的东西给带着走。这个小说写得很顺利，出奇的快，写完后，我就发给了走走，小说在他们那里看了一轮，这期间，我也反复在看，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点问题，后来他们给了意见，其中王继军的意见很中肯，他说结尾之前的几段视角出现了问题，不是一个小雷默在讲述，而是一个大雷默。我豁然开朗，后来儿童视角一直贯穿了整个文本，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国光是我童年记忆的缩影，在他身上集合了我很多小伙伴的影子。儿童视角有一点什么好处，就是能触及历史的深处，而且简单和天真在很多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换成成人视角，不见得能很好地转换。

    问：读《告密》，“我”和国光是两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物。可以说国光曾经是一个坏孩子，比如他曾经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同学放肆地大笑，以此来嘲弄“我”的孤立无援。这种“儿童世界的政治”，可能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我记得史铁生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都反复写到类似的经历。对于孩子而言，这是恐怖的记忆。但《告密》中“我”和国光从结怨到和解，这个结果才是我所期望看到的。我觉得你既试图写特定时期或人性中或隐或显的恶，但又不忽视细小的善，还有星火般的希望。这比一味地写人性的恶或写恐怖的记忆要强。

    答：我现在时常在思考，文学作品中那些纯良美好的人物太少，可能不是写作者不愿意写，而是能力和情怀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日常，大部分是无法让人愉悦的，塑造一个让人感动且具备信服力的人其实是很难的。自现代主义的小说出现以来，我们的这种传统正在流失，比如浪漫情怀，比如具备了飞扬气质的书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底层，苦难，和对现实无距离的紧贴，我们被训练得整齐划一，只会一个动作，这其实对文学审美的形态是一种破坏，健康的审美必须是多元的，就像一个森林，必须有乔木、有灌木，有草本植物。

    问：《告密》《大樟树下烹鲤鱼》，还有《风景如画》《深蓝》等，都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的作品——开口很小，往里走，却渐渐阔大，甚至有无法言喻的深厚意味。在《风景如画》中，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通过“我”试图隐瞒自己吸烟的事实，把“我”与母亲、与浩明等等的关系给写活了。《风景如画》是一篇略带黑色幽默的作品。“以小见大”是你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追求达到的效果吗？

    答：我已经听好几个人这么形容过我的小说，其实我没有刻意追求这种效果，小说的容量本来就应该超过故事要表达的范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编小说，在小说与故事之间，我常跟人说，小说如果是讲故事的，除了故事，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弹性和张力在哪里？这其实是衡量一个作品好坏的一方面，如果故事把小说包满了，就太实了，意味也就死了。我好多小说其实写之前有一个想法，具体怎么写是没有定数的，我喜欢走进小说人物的内心，遵循人物的内心往下走，那样的写作顺利起来还好，不顺利时会很折磨人，来来回回地反复折腾，其实也在折磨自己的内心。每个具备了一定能力的小说作者都希望能找到最贴切、最准确的可能性，所以，写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拷问自己的心灵。

    问：我个人很喜欢《深蓝》这一篇，里面的王武同样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小说里写到他对“精神生活”的重视，比如在船上带着色情杂志，这对“精神生活”有轻微的反讽，小说后面还写到他偷偷地带了儿子的遗像上船，这又让他的“精神生活”有了庄重之意。先是反讽，继而庄重，既真实，又有很好的美学效果。王武竭尽全力地救失足落水的“我”，并最终意外身亡，这个场景的安排也很好，可以说是小说最有力量的部分。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深蓝》这篇小说？

    答：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小说，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修改，改完以后的小说和最初的那个版本肯定差别很大，总体更贴近于我的审美。这个小说看完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只写了冰山一角，这正是我想表达的，剩下的都自己去猜吧。当时怎么想到写这个小说的，我忘了，记得有一回，看到一个远洋渔轮杀人案，挺恐怖的，当时也没觉得这是可以写小说的，当下笔的时候，它突然就自己跑出来了。我其实对那种深蓝的颜色很迷恋，这是一种忧郁的色彩，小说也想把这种气息营造出来。王武带着自己儿子的遗像出海，他当然知道犯忌，可还是出海了，这就是生活。他见不得人落水，除了那条抑郁的狗，当然也有别的原因，这里面我总觉得三言两语好像一时说不完。

    问：你重视写作的风格化吗？如果重视的话，在小说写作上，你个人追求什么样的风格？

    答：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是好事，容易辨认，但你去看，最后都归结于小说语言，语言背后连接着作家对世界的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关乎个人学识、修养、视野、深度等等。其实现在很多写作的人风格是不明显的，但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这方面追求。我个人倾向于简约且精准，师傅是卡佛，他同时也是很多人的师傅，当然，我也想把他更中国化一些。

    问：你的小说《祖母复活》《大樟树下烹鲤鱼》正在改编为电影。受现代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正经历着文明历程的全球转向，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这是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电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小说和电影，都可以说是以叙事为主体的，在电影变得如此重要的前提下，你觉得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该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或者说，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答：写小说的人如果觉得小说没存在的必要，那为什么还写呢？小说是母体，依托小说，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如果一个电影没有原著，直接写成剧本，比如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你看完了，对它的评价还是：太好了，太像一个小说了！我个人觉得，两者的评判标准还是一致的，都可以调动人的感官，潜移默化浸润人的心灵。好的电影和好的小说都是向内的，都在可能性的问题上给出了独特的答案。电影是一幕幕的，需要几个生长的点，有的小说是不需要的，它完全可以是情绪的游走，小说可以在细腻程度上超越电影。说到底，两者都有自己的长短，可以并存。

    问：如何看待你这一代人的写作？跟你们的前辈作家和后辈作家相比，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答：我还真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普遍不如余华、苏童这一代作家，不是放在同一个时空来比较，而是他们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写出了哪些作品，他们的作品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拿出来看还是熠熠生辉。我总觉得那个时代最精英的一群人都去做了作家，而到我们这一代，这个社会最精英的人去做了别的职业。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选择太多，有很多人本来可能会成为很好的作家，但命运安排他们去干了别的事。总体来说，70后、80后这一代作家还是挺努力的，他们也大多处于上升的通道中，至于能写出什么样的成果，需要看造化。

    问：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答：近期完成了一个长篇，是海洋题材，写了很多年，今年上半年狠狠心，完成了初稿，接下去准备修改一下，可能明年会发表或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