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问责是推动工作落实的一个有力抓手，所谓“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常态。

    笔者前段时间去乡镇调研，与一位基层干部交流如何看待问责这个问题。这位干部说，只有问责，才会让人知道“责任”二字重千钧。基层干部不怕问责，不过普遍害怕乱问责，尤其担心不是我的责却问到我的头上，平白无故成为一个“背锅侠”。

    因而，问责决不能简单地“问你没商量”，而应该精准问到责上，才能让被问之人口服心服。

    在法治社会，任何要他人为或不为的责任或义务，其来源都必须明确而正当，才能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并被自觉履行。根据法理学原理，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其责任或义务的来源，可以分为四类。

    一种是“天定之责”，也就是“天职”。《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也就是说，这种责任不来自官方文件，也不来自上级命令，而是一种使命的驱使或道德的感召。我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有一种比较浓厚的天职或天命意识。比如，宋代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现代社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老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政府工作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既是一种社会共识，也是相关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

    对天定之责，唯有敬畏，无须人去问责，人也无资格替天问责。恪尽天职，完成天命，既是天地育人的目的，也是人自立于天地的前提。因为不履天职，会遭天谴，正所谓“天命不可违，苍天饶过谁”。

    另一种称为“法定之责”，就是根据法律、政策、指示、命令等对具体岗位或特定人员规定的责任。在法治社会，职权责三者是相统一的，在什么职位上行使什么样的权力，就得担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权力必须行使，责任不可放弃，也不可转让。

    现代法律责任主要是过错责任，即让一个人对他有过错的行为负责。这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在实践中具有必要性。所以，法定之责必须问，而且必须主动问，不作为或乱作为均需承担责任，以体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如果一个组织或一个干部，因为在履行法定之责上有过错而被问责，一点不会冤枉，群众会拍手称快。

    第三种谓之“约定之责”，即通过契约的方式来确定合同双方的义务与责任。比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比如“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西方政客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约定之责，即你给我投票，我给你承诺。

    约定之责应该问，以保护诚信，惩罚失信，促进整个社会养成平等交易、重信守诺的契约精神，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谐。

    但因为契约只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对于约定之责，守约的一方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违约的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公权力机关则应该秉持“民不告，官不理”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更不能以问责之名“拉偏架”。即便一方是公职人员，其在民法上，也与另一方具有同样平等的地位。因此，约定之责要谨慎问。

    还有一种，笔者借民法中“意定之债”的概念，将其称为“意定之责”。这种所谓的责，实际上是某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既无法定依据，也非依法定程序，甚至不需对方同意，仅凭个人的地位或权威或意志，即“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对方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比如，某中学校长曾诉苦说，文明创建中，学校围墙之外100米范围内，卫生和秩序要由学校负责。其实这个规定就是某领导的主意。对学校来说，让老师课余时间出校园捡垃圾，也可以做到，但如果垃圾捡不干净、秩序维持不好，还要被问责，就既冤也怨。

    因此，“意定之责”不可问，因为它常常是权力任性的产物，无依据，少标准，缺程序。如果硬要问“意定之责”，会导致人们的预期不稳，甚至无所适从。

    如果说考核是工作的“验收官”，那么问责就是“督战队”。如果能做到“天定之责”扪心问，“法定之责”必须问，“约定之责”谨慎问，“意定之责”不可问，是谁的责任就问谁，就能有效约束不作为、整治乱作为，唤醒各级干部的责任意识，激发出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