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杰 方钱隆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出任明州鄞县知县，时年二十七岁。知鄞三年，他在任上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鄞县的政治实践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诚如南宋著名文学家楼钥所评价：“熙宁遇主，千载一时，尽以所行于鄞县者推广之。”王安石知鄞县期间摸索、实践的政治经验与理念，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成为他推动变法的重要理论指导。

    一、理财当先，贷谷于民

    王安石在主持变法时，将“理财”摆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他说：“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这里的“理财”，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是简单地通过征利、敛财来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而是要求国家以借贷、兴建基础设施、市场调控等一系列手段促进农业生产与货物流通。王安石认为“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意思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开发大自然以获得财富。“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这种重视农业生产的理财方针，在王安石知鄞县期间就已经有了雏形。

    在到任鄞县的第一年，王安石即考察了各地农田水利的情况，发现原来吴越国时期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百姓苦于干旱带来的农业用水紧张，强调这种情况“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于是趁当年粮食丰收，动员百姓兴修水利设施，一举解决了鄞县农业用水紧缺的问题。在兴修水利过程中，王安石一方面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要求官员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财观念，即全面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来发展生产力。他说“此所谓修废，官也。官修，则事举；事举，则虽烦何伤？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害……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明确地表达了官府参与改善农业生产的主张。

    知鄞县期间，王安石还推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还”的措施。“贷谷于民”的做法源于常平仓制度，与后来著名的“青苗法”十分相似，被后人视为该法的雏形。王安石在鄞县“贷谷于民”，令小农与官府都获得了很大的便利，既纾解了民困，也缓和了政府财用。这种成功的经验，无疑为王安石之后熙宁变法制定与推行“青苗法”提供了信心，通过推行“青苗法”，王安石将“贷谷于民”制度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希望通过用国家资本为自耕农提供贷款的方式，遏制民间高利贷活动，从而起到增强国家掌控社会财富的权力，遏制豪强兼并的效果。

    二、体恤民情，保护民生

    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非常留意国家财政政策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一方面是伦理上的，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系统解读，为改革提供道德依据。另一方面则是实际效用上的，即将原来一些不得法的、有弊的财政政策变得更符合实际情况。

    两浙素来有海盐之利，这与当时鄞县的民生息息相关。宋代行榷盐之法，政府通过垄断盐的制造与贩卖来对百姓进行盘剥。这种政策催生出了私盐贩卖问题，当时的浙东路转运司为了禁盐，下达公文要求各地向吏民征收钱财作为悬赏，鼓励百姓揭发举报制造、贩卖私盐之人。王安石对该举措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如果悬赏捕捉，就会使得监狱人满为患，当有奸人乘机扰乱海边的艚户，就会引起社会动荡。他指出：“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所以困与？”后来，王安石还针对榷盐、榷茶这种不合理的专卖制度，写了《议茶法》一文表达反对意见，认为这不过是父亲（国家）关起门来与儿子（百姓）做生意，即使将百姓盘剥殆尽，国家的整体财富也没有增加。这反映了王安石站在国家的角度，倡议保护民生、反对竭泽而渔的施政立场。

    三、兴学重教，移风易俗

    王安石在鄞县的兴学活动，是在庆历新政的背景下进行的。庆历八年，王安石着手建立县学，请杜醇、楼郁等人执教，从而改变了原来明州地区“文风寥寥”的情况。王安石在上奏宋仁宗的《言事书》中，谈到科举、恩荫的弊端，并希望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选拔人才。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大量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并进一步改革学校制度，王安石希望通过教化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藉由政治强力扭转原来“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的现象，意图推行一系列文化政策，以达到“一道德以同天下俗”的状态。

    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他既否定了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又反对国家加强社会财富调控的主张。保守派各式各样的反对声，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权力扩张、权势之家失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的担忧。实际上，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在知鄞县期间逐步酝酿形成的，鄞县的政治实践与成功经验为其日后的变法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强调中枢任职的高级官员须有基层行政之丰富经验。那些在历史中留下重要足迹的优秀官员，在基层岗位上都有过亮眼表现。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这一历史现象。

    （作者单位：宁波市浙东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