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嵩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刘醒龙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都是关注现实的精品力作，这其中又以《凤凰琴》脍炙人口，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诸多重量级奖项。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改变了很多乡村教师的命运，可见一部贴近民生的佳作有着怎样的社会价值。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醒龙中篇小说集《凤凰琴》，收录了包括同名中篇在内的五部作品，它们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刘醒龙在转型撰写长篇历史题材之前写就的作品。《村支书》和《凤凰琴》成书较早，分别成稿于1991年和1992年；《民歌与狼》《我们香港见》《城市眼影》则成稿于1999年。由此可见，那是作者创作的井喷期。

    这五部中篇小说，无论是反映农村面貌，还是扫描城市形态，都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从中可见作家在创作中侧重于本土素材的加工挖掘。刘醒龙的小说笔走游龙，收放自如。文集中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在紧凑的情节下，用冷峻平静的语调展现人物和故事。小说追求充盈之美，一部几万字的中篇，不分大的段落，读来并无疲倦之感，似乎字里行间带有“粘”性，充分彰显了其作品独特的语言魅力。诗歌讲究意象之美，小说则借故事核的精彩来吸引读者，这五部小说都有涉及现实的故事核，《凤凰琴》是转正，《村支书》是水闸，《民歌与狼》是民歌，《我们香港见》是恋爱，《城市眼影》是房子。

    《凤凰琴》这部小说当时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它原生态地呈现了农村民办教师在落后的乡村从事教育事业的艰难情境。校长和十几个孩子搭伙做饭，平时就让这些家远的孩子住在自己破败不堪的家中。这些娃儿周末回家，要靠四位老师送上几十里山路，路上还会遇到各种不测和危险。学生上课是年级混合班，有的教材是校长手工刻印的。三位老教师领着四份工资，那一份给了谁呢？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为了一个转正名额，真是拼了，最终会花落谁家呢？高考落榜生张英才从最初想借舅舅的权势弄个令人钦羡的“铁饭碗”，到最终要扎根穷乡僻壤，甚至放弃到手的名额，是什么让他转变了呢？这些悬念都吸引着读者深入阅读。最出人意料的是，瘫在床上的校长妻，原来也是这所简陋小学的骨干教师，而她得到心心念念的转正名额，却是在即将闭上双眼时。

    刘醒龙的小说很适合改编为影视剧，画面感很强，故事的情节又曲折丰富。《村支书》中的方支书，为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忍着胃痛奔走于县乡之间筹措款项，最终在洪水来临时舍身堵上决口。《民歌与狼》中的文化站长古九思，为了民族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毫不动摇地坚持育人标准，在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中彰显文艺家的本色。《我们香港见》和《城市眼影》则聚焦城市生活，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了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笔调诙谐，既写出了男人的放荡不羁，也写出了女人的现实势利。两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虽职业不同，但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又颇具共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个性鲜明，映照明显。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判断人性之优劣，领悟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

    作为现实主义力作，刘醒龙的这几部小说更多聚焦于社会底层和小人物，在抒写中彰显人文关怀。他悲悯于乡村教育环境的艰苦，感叹于村干部开展工作的艰难和艺术家坚守初心的不易。他以宽容的眼光，见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挫折和坎坷中一步步成长。刘醒龙的小说在细节中埋有伏笔，有诸多暗语需仔细琢磨，正如《红楼梦》要在多次阅读后才会打开其中的一些“死结”。

    一部优秀的小说总会留下时代的印记，给人以回味、思考和想象空间，刘醒龙的上述中篇小说显然做到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