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元，1937年生，字宁鹏，浙江鄞州区人，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宁波市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陈启元《临张迁碑》

陈启元巨幅行草《古人咏东钱湖美景诗》

    方向前

    “学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也。”这是明末大书家王铎对书法的独到见解。在书法学习、创作上王铎一直坚守“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的习惯，始终把传统放在核心位置，时时与经典法书交流，做到吃透一家，学遍百家，最终自成一家。

    陈启元先生是甬上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其书法传统功夫极深，线条厚实凝重，结体端庄，书风遒劲苍润，潇洒流畅，既有帖学之秀美雅致，也有碑派的厚重苍朴。碑可以强其骨，帖可以养真气，他的书法碑帖兼取，遍学百家，“心得其妙，巧从法出”。

    翻开最近结集的《陈启元书法作品集》首页，“汲古启新”四字吸引了我。此作为横幅行草巨作，尺寸130㎝×520㎝，足足占了两个页面，笔墨雄浑、沉着，字势开张，墨色丰富，行草中融入碑的养分，尤以隶意为多。从“汲古启新”四字，大致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陈启元先生在书法道路上的审美追求。

    从十年前出版的《陈启元先生临书系列》（共六本14种）到最近的《陈启元书法作品集》，感受到书家于“汲古”花的功夫之多，在传统上的功力之深，非一般书家能及。

    如何对待传统，陈启元先生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一是临摹范围广、风格多、书体全，于传统取法从未间断。近二三十年来，书家所临传统法帖可谓“洋洋大观”，隶书有曹全、史晨、乙瑛、张迁、石门颂、西狭颂、夏承碑、衡方碑等；魏碑有始平公、张猛龙、郑文公、瘗鹤铭、石门铭、元桢墓志、元君墓志等；篆书有散氏盘、秦诏版、泰山刻石等；也有行书王羲之圣教序、赵孟頫赤壁赋，等等。从篆书、隶书、魏楷到行书，五大书体除草书外都有涉足。二是临古侧重汉隶与魏楷，反映出书家在书法上的审美趋向和追求。元代大儒、书法家郝经曾说过：“凡学书须学篆隶，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篆隶、魏碑既是正书，又为碑学书法，是书法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它与帖学书法是两种不同的书法“养料”。“晋人书以韵度胜，六朝书以丰神胜，唐人求其丰神而不得，故以筋骨胜。”陈启元先生书法早年以秀美的帖学为主，近几十年来则沉浸于碑学，书家有意识地充实和丰富书法的笔墨内涵，并逐渐完善书家个人的书法笔墨语言和风格。

    潘天寿在谈及汉魏碑刻时认为，学习汉隶、魏碑要取其精神，而不必拘于形似，用现在的毛笔去模仿斑驳的效果，或者要求用毛笔写出刀刻的效果是吃力不讨好的，但高华苍古的神气要吸取。启功先生对于学碑也有自己的独特见地，他在《论书绝句》诗中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两位大师从不同角度对学碑方法、取舍有不同的看法。潘老认为学碑重在吸收碑的精神气质，追求正大气象，表达雄强恣肆。启老书法受帖学影响较大，他觉得学碑应重视用笔的起落转折变化、结字的变化与特点，注重书法之形质，在取法过程中，须利用自己的帖学经验，透过碑刻的刀锋，领会书家在用毛笔书写时的过程与方法。与陈启元先生交流时，他曾多次跟我讲到书法“线条”的重要性。碑学与帖学在线质上具有不同的质感和内涵，帖派线条偏流美、飘逸，重笔法；碑派注重线质厚重、迟涩，气息古拙苍朴。相比较而言，碑派书法线条内涵更丰富，有厚度、力度，也有节奏感、变化感。从陈启元先生大量的临碑实践看，书家更重视字法的内涵与对线条的锤炼。

    《临张迀碑》是陈启元先生众多隶书临作中较精彩的作品。汉代是书史上隶书的高峰，《张迁碑》是汉隶古拙厚重书风的代表。此碑多用方笔，字形内敛，有古拙之趣。书家临此碑时汲取了原碑线条中的厚、重、古等特点，抓住字态的“拙”味，写得轻松自如。笔法上受毛笔特性与书家笔性特点的影响，书家将张迁碑的方笔笔法，转化为方笔与圆笔互用，落笔多藏头蓄势，结字有收放、开合变化，追求不对称、不平稳，字形平正中流露出一种拙趣。

    南朝魏碑《瘗鹤铭》有“大字之祖”之美称，书风浑穆高古，沉毅华美。《临瘗鹤铭》是陈启元先生疫情防控期间的临古佳作，线条厚实中寓灵动，有隶书《石门铭》之开张奇峭，也有颜楷之厚重静穆，方笔与圆笔交融，偶有行书的牵丝与照应，线条顿时生动起来，有雄健飞舞之美。结体上，书家注重笔画之收放，长短、开合结合。这些字法与线条上的变化，也体现在书家创作的各类作品中。在临帖中，书家既忠于原作，又不为原作所束缚，心之所向，笔之所至，看得出书家临帖是有选择、有思考的，摹古“有的放矢”，并非“依样画葫芦”。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对艺术家来说，创新是极其艰难之事。年已古稀的陈老在书法艺术探索中始终藏着一颗求变的心，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敢于突破自己，在“汲古”的同时，敢于“启新”求变。

    《古人咏东钱湖美景诗》行草横幅（尺寸300㎝×800㎝）是陈启元先生近年来难得一见之巨作，与书家中晚年其他书法作品比较，此作在墨法、字法诸方面作了新的尝试与探索。

    “古人作书，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水墨者，字之血也。”历代书家十分重视书法之墨法，当代书坛以草圣林散之书法的墨法最具独创性，他从王铎书法中悟得涨墨之妙，又从黄宾虹画法中汲取焦墨、渴墨甚至宿墨、淡墨之法，林散之草书墨色最为丰富多变，自带天趣及禅意。陈启元先生的《古人咏东钱湖美景诗》，通篇墨色多变，浓、淡、枯、润等墨色融会，中锋、侧锋、轻重、快慢、方圆、转折等笔法丰富，“色彩斑斓”“乱头粗服”，线质厚实不飘浮，枯处显苍茫，淡处显雅致，浓处显厚重，润处体现生命力，正如清书家姚孟起所说：“功夫深，虽枯亦润；精神足，虽瘦亦肥。”

    总体而言，陈启元先生书风属平整、漂亮一路，雅俗共赏。巨作《古人咏东钱湖美景诗》在结字上较有变化，字法上不是追求平整、流美，而是注重变化，甚至“形丑”，突破了书家原先书法结字上较端正漂亮的面貌。“既能平正，务追险绝”，书家以魏楷之厚重，汉隶之“蚕头燕尾”等渗透其中，字法上注重开合、收放、疏密之变化，注意书写时的虚实、快慢结合，字之大小、欹侧结合，行笔游刃有余，全篇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精、气、神十足。倘若全篇章法上最后部分多留点空白，布局上虚实结合，作品会更完美。

    清书家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讲道：“观古人书，只须望其气韵便自不同，不待规规论形似也。晋、唐、宋、元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书之大局，以气为主。近代书家中，弘一书法娴静平和，书卷之气由内而外散发，给人以静气。明代董其昌以禅论书，把萧散沉静、平淡自然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随着岁月流逝，陈启元先生书法逐渐进入“人书俱老”的境界。他晚年所作的小楷《心经》《老子道德经》、行楷《洛神赋》等作品，取法元赵孟頫，其间夹杂一些碑法，写得安静又淡泊，字虽小但笔笔精到，通篇流畅而无迟疑之处，小字折射出书家的功力，反映出书家心态平和而淡静。书家平日喜欢与寺庙高僧结缘，问道谈艺，这种平淡虚空的心境甚至禅意，对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渐移默化的影响，有时也会流露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陈老的书法随着年龄、学养与修行，慢慢进入渐老渐熟、归于平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