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民间谚语“一担贝母一船谷”，是说贝母值钱。

    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元胡、玄参、笕麦冬、温郁金这八味中药材，被称为“浙八味”，其中的贝母、麦冬、白术三味，则是宁波所产。

    浙贝外形比川贝大，故称“大贝母”，味苦而性寒，具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散结解毒的作用。说到贝母，就要说到樟村。宁波有童谣：鱼米之乡是宁波，资源丰富特产多。奉化蜜桃只只大，慈城杨梅箩沓箩。小白西瓜上山坡，邱隘咸荠屙缸做。樟村贝母名气大，还有三北大泥螺。

    浙贝母，最初由象山农民种植，所以又称“象贝”。明弘治至清康熙年间，有象山人携贝母种子移居到樟村岭下，于是，贝母开始在樟村生根。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贝母生长，开始是副业，后来就成了农户的主业。清初万斯同《鄮西竹枝词》云：“种谷无如种药材，南村沙地尽堪栽”，写的就是樟村一带种贝母的情形。据志书记载，樟溪一带的贝母，鼎盛时期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70%。

    村民每年种下贝母后，还会在土表层撒些雪里蕻菜籽，长到一寸多长时就收割。可以把鲜菜卖到城里，也可以自己腌制咸齑。这种雪里蕻被称为“贝母地菜”。在樟村人心目中，贝母是最重要的，各种作物随季、隔季的间种，都是为了确保贝母的生长周期。除了“贝母地菜”，还有贝母地花生、土豆、芋艿、毛豆等。

    贝母的发展史就是樟村的经济史。贝母产业曾撑起樟村人的一方天空，而近些年却遭遇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市场波动、种源退化、无硫化加工后延长保存期难等诸多问题，大大打击了当地农户种植浙贝母的积极性，贝母种植由盛而衰。

    说到贝母，笔者想到宁波城中的一条街，那就是药行街。药行街，东起江厦街、灵桥路口，西至解放南路，中与开明街十字相交。早在唐长庆元年（821年）宁波建城时，这里就是交通要道。据明永乐《宁波府志》记载，药行街当时称砌街，东自车桥，西至新排桥。光绪《鄞县志》载：“街为李氏所砌，故名。”李氏到底什么时候砌的街，不得而知，但明代砌街已经存在。“砌街李氏”始迁祖为南宋祥兴年间的青涧人李守真，是抗金名将李显忠后裔，在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来宁波居住。李氏后人中多才俊贤良，大名鼎鼎的诗人李邺嗣就是其中之一。这条街，在雍正《宁波府志》中又被称为“三法卿坊东直街”，而乾隆《鄞县志》中称“三法卿坊街”。因为明代砌街出了个叫屠侨的官员，明代审判机关实行“三法司体制”，政府设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部门，是当时司法、监察的最高主管机关，其主要负责官员被称为“三法卿”。屠侨担任过大理寺卿、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中央高官。晚年时，有个叫裴绅的巡按御史，为他在宁波城内砌街的家门口立了一块牌坊，百姓自豪地称这块牌坊为“三法卿坊”，这条街因此也改名为“三法卿街”或“法卿巷”了。当然民间还有一种传言，说叫“三法卿街”是因为这里连续出了三位这样的三法卿，但没有具体史料可查。

    药行街是1928年命名的。宁波的中药材行业，清咸丰、同治至民国间盛极一时，这条街上药行林立，当时有聚兴、懋昌、源长、慎德堂等药行53家。从业人员500多人，汇资500多万银圆。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上海童涵春和蔡同德、杭州胡庆余堂等老字号也派员长驻此地坐庄办货。这条街可以说“包治百病”，有“伤风咳嗽，到药行街走一走”之说。

    为什么宁波的药材生意如此兴盛？因为清末太平军起义，战乱不断，原本走运河的药材运输通道被阻断。海禁开放后，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宁波航运业发达，川广地区的药材从山道进入宁波后，可以通过宁波航运输送到北方各地。而且，宁波当时是浙贝母、元胡、白术、麦冬等浙药的集散地。而江厦街钱庄业发达，这为药行业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宁波也一度成为全国中药转运集散中心、东南药材中心。

    “七七事变”后，宁波老字号药店相继停业，药行街的药业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木材行、家具店和杂货铺。

    20世纪80年代，药行街变成了繁华的商业街，第一百货商店、大同南货店、大有南货店、市交电五金商店、工人文化宫以及市展览馆，都是宁波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如今，药行街拓宽，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大小小的商铺，集金融、购物、休闲、美食于一体。2020年，海曙启动了中医药特色街区打造项目，中医药特色街区围绕“一街一坊一广场”（即药行街、寿昌坊、药皇殿广场）布局，打造包括诊疗养生、文创旅游和老字号品牌在内的中医药产业集聚区和文化聚集地。

    也是在2020年，“浙贝故里”试点项目落地章溪村，一些新兴的农创客，用科技与品牌的力量，重新擦亮贝母“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