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体霓

    那天上午，在宁波书城，周围都是书，透过玻璃窗朝对岸望，一些老房子在阳光下显得很亮，那熟悉的轮廓线还是最初看到的样子，儿时的印象总是刻在记忆里。从前的客运码头候船大楼改建成了美术馆，有一次，我特意进去转了一圈，旅人来来往往的足迹还留在这里吗？这里曾经是有情感有故事的。这个地方，我们从前都叫它“江北岸”，这三个字，叫惯了。

    过去，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经过一夜的航行，一般不会说“宁波到了”，多数人称“江北岸到了”。乘船去上海，也称“在江北岸上船”。那时，开船时间是随潮汐变化而定的，倘若十六铺码头午后三点钟开船，次日将近江北岸时，天还未亮，远望老江桥，一片银白，弯如月牙。轮船靠近码头后，有一只小木船摇着橹过来，轮船上的水手在船尾将缆绳抛向小木船，下面的人接住缆绳，然后将小木船摇向岸边。待船停妥，大家陆续走下舷梯，踏上码头。

    有些旅客的目的地在宁波城里，就提着行李直接出码头了。如我们往潘火桥去的，新河头的航船埠头那里还关着门，只好与祖父母等长辈坐在候船大厅里。候船大厅里灯火通明，很有人情味的。等待天亮的旅客不少，大家坐在一起就搭话了。有的是往宁海、奉化的，有的是镇海、慈溪的，再远一些是家住象山的，外面三轮车的喇叭声，时远时近地传进来。

    我望着对岸，好像就是眼前的事。1968年5月3日，我与祖父母将潘火桥老家收拾干净，锁上门，准备返回上海。这天上午，到了江北岸轮船码头，见候船室门口黑板上写着：工农兵三号轮因故障，下午四时开船时间延时。一些人看了告示后，退了票转去火车南站了。住在城里的人也暂时回家了。我们就坐在候船室里等待。午后，不少从乡下上来的旅客，见此通告，也进入候船室等待开船消息。

    到了上半夜，祖父靠着旅行袋在长椅上躺下，这年他90岁了。旁边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旅客，看到祖父躺在长椅上，忙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条毯子要给祖父盖身子，十分热忱，举止彬彬有礼。我不时地走到候船室靠近码头的一边去看，玻璃窗开着，客轮的船尾那里，正在抢修，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看了几次，我跟祖父说，听到船上有机声，可能修好了。祖父说，船即使停着，也要发电的。祖父从前是海员，当然熟悉船上的事。

    在候船室过了一夜，晨间仍无轮船修复的消息，又有一些旅客挑着行李离开候船室。好在天气晴朗，初夏时节，江北岸那里的街上，树叶一片翠绿。那时我十几岁，喜欢玩，午后说去江北岸走走，沿着塘河石板路，不觉又走回潘火桥去了。来到祖父的弟弟家里，我叫他“小阿爷”。他见我一惊，说怎没去上海。我将码头上的事说了。他即与我一同再沿塘河边走回去，走过老江桥，见工农兵三号轮还泊在江北岸码头。

    进候船室，祖父母见我与小阿爷一同来了，亦感突然。小阿爷说，阿永阿婶就住在江北岸中马路，可去她家。说着就走，果真不远，数十步路，就到那条弄堂了。她家在弄堂里端，一共三层楼。她与祖父母是同辈，相晤十分亲切。她的儿子蔡同华先生下班来了，我叫他伯伯。他对我祖父母十分敬重。儿时常听长辈说起他的故事，他在抗战初期参加了新四军，宁波解放那年，他一身戎装到潘火桥看望过我祖父母。此后一别将近20年没碰面，想不到由此机缘重聚叙旧。在他家里住了两天后，上海开来“工农兵十八号”轮，接滞留旅客回沪。我和祖父母与他们一家依依惜别。

    在江北岸码头送客亦是过去常见的景象。送客者站在堤岸上，朝立在轮船舱外长廊上的亲友挥手，一些年纪稍大的阿姨拿出手绢来向上扬，喊着话，叫着称呼，叮嘱着。那时，信来信往，有的一年才相会，有的或要数年才见面。叫着，叫着，眼眶也红了。有的相互做手势，“回去吧，回去吧！”更觉情义缱绻。船开了，汽笛回声也响了几遍。船渐渐远了，码头上的送客者才慢慢地转过身去。

    我望着对岸。对岸那个地方叫江北岸，好像是一本看不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