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周静书、陈耀芳主编的《大善文明：宁波慈善故事》2022年12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书中内容用故事写成，其中不少人、不少事，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如叶澄衷、邵逸夫、包玉刚、李达三等“宁波帮”慈善家，名闻遐迩；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打开了近代中国公益事业的新篇章；向宁波市慈善总会匿名捐款20多年坚持不懈的“顺其自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爱心符号等。周静书先生是民间文艺领域的著名专家，编讲新故事是民间文艺的通常形式，因此，本书故事通俗、好读、易于传播。我想以“慈善”“文明”“现代化”这三个关键词，作为介绍这本书的切入口。

    宁波正在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也在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关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理论界已有许多一致的论述，其大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展现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写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理论框架。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描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逻辑，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故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紧张；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的指向，故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容、和谐。人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个体的发展，而且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当然还包括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

    现代化的形态是多元的，正如人类文明的形态是多元的。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理解现代化，就会把现代化作为文明进程中的新阶段。宁波提出“文明典范”和“现代化样板”目标，是将“文明”和“现代化”视为进步、先进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明演进和现代化变革是不可逆的，但并非割裂传统、舍弃传统、否定传统。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传承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张，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协调、融会、贯通，体现了文明演进和现代化变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承接中华文明的传统，通向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在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人类社会形成了道德和文化。慈善不仅体现道德的力量，而且体现文化的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家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志存救济”，墨家的“爱无差等”“远施周遍”，佛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都体现了慈善的精神，并影响了全社会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行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志愿者精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已经成为制度安排，同时成为文化风尚。

    如果局限于道德层面、忽视文化层面来讨论慈善理念，就可能无法将慈善同现代化联系起来。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研究过责任伦理问题，他说，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所谓遵守信念伦理，在行动者看来，是让上帝管结果，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意志来行动的。而遵守责任伦理，是让行动者顾及和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可能后果。韦伯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的问题，在祛魅的现代社会，个体的责任伦理体现的是其道德理性。比如说，一个慈善家捐助他人，是在实现经济利益后追求精神利益，而且他由此获得了社会尊重，获得了另外意义的回报，他会产生心安理得的满足感，也就是说，确定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应得性。诚然，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获得理性”是不是真正的善呢？行为的动机是不是影响善的本质呢？从文化层面来看，西方现代慈善行为注重个体的权利和责任，注重道德理性和社会效益，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照的。

    在不同文化体系中，人们对道德标准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慈善理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中国人的慈善理念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欧阳修（代表儒家价值观）赞许“为善不倦，而喜自晦敛，若不欲人知”的行为，佛家主张布施讲究“三轮体空”，不能产生得到回报的念头。以上文化价值观，主张慈善不应有功利色彩，无疑是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企及。中国当代文化体系有别于传统文化体系，因此慈善理念亦要调整和创新，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重构慈善的道德职能、文化价值和评价机制。如果不突破传统理念，慈善之路不可能越走越宽广。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慈善在调适、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于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作用也不言而喻。靠个体自发的道德情感，无法调适、化解社会矛盾；靠道德说教、道德压力，更不能吸引公众参与。因此，有必要激发全社会的慈善力量，进行文化赋能，彰显善人善举的社会价值，并扩大其典型、示范效应，形成“好人有好报”的激励氛围和“人人慈善”的社会风范。慈善由个体的良心实现向社会化的公益事业发展，由善人义举向参与社会现代化治理发展，由道德建设向人的现代化发展，其文化内涵必将得到丰富、充实。

    宁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又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宁波人自古至今留下了许多慈善故事。《大善文明：宁波慈善故事》从慈善大海中撷取了朵朵浪花，故事永远讲不完、讲不尽。如何解读这些故事？如何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启示、引发思考？如何参与推动宁波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我想，这些问题会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