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葬在奉化莼湖乌鸦冠山(又称乌阳观山)南麓。山不大,也不高。三面青山,层层叠叠,延绵不断,就像一卷卷数不清的青史。 终于来到了先生墓前。我的眼光从墓碣正中“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庄氏傅氏墓”的字样中穿过,轻轻落在两边由清代翰林、戏剧家裘琏所题的墓联上:“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凝视间,思绪飘飞。 “班马”是班固与司马迁的并称。这重如泰山的10字墓联,足以代表世人对万斯同的无限敬意。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人,出生于江南望族。其父万泰,明亡前为户部主事。始祖万斌随朱元璋起兵,开国后被封为“武略将军”,赐封世袭将军。万氏满门忠烈,万斌和其子、其孙四位皆为国捐躯,人称“四忠”。明政府也给予了万氏家族极高的荣誉:家族中每代均有一男子为世袭武官,一女子敕封为“夫人”或“恭人”。 先生天赋异禀,读书过目不忘,未及入塾,已遍读家中藏书,熟记在心,让父兄大为惊骇。先生满腹才华,在诗词歌和经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若是盛世安稳,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季野先生,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其人生必将与鲜花同行,与掌声相伴。可是,这一切,止于1644年。那一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万斯同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明亡后十年间,黄宗羲曾历经艰辛,组织武装,抗清复明,多次被朝廷通缉。然而清廷最终不计前嫌,向黄宗羲伸出了橄榄枝。1678年,朝廷下诏征博学鸿儒,先后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都御史徐文元、刑部尚书徐乾学举荐黄宗羲,黄均以年老为由推辞。第二年,清廷开设明史馆,又诏69岁的黄宗羲修《明史》,又被拒。 做学问,成大业,享天伦,那是文化人的普遍追求。然而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些更珍贵的东西,比如名节、傲骨、尊严等等。当两者产生矛盾必须作出选择时,有人放下尊严,趋利而为;也有人恪守节操,甘于困苦,乃至不惜牺牲。 无疑,万斯同继承了恩师黄宗羲的风骨,在“为”与“不为”的选择中,没有单纯地选择一方,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使他成为“班马三椽笔”,“不为”使他成了“乾坤一布衣”。 黄宗羲觉得修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为了保存明朝的真实史迹,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参与明史的编纂。梨洲先生知道,此路漫漫,艰辛异常。他对于弟子的谆谆教诲和隐含的担忧凝结于《送万季野北上》的诗句中: 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鸟背日光飞。 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旂。 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肯稀。 300多年后,当我轻吟此诗时,耳畔犹传来季野先生应答恩师时如荆轲般发出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 彼时,季野先生42岁。按清廷规定,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季野却要求以布衣身份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不住史局。其间,他青灯孤影,呕心沥血,对史官们提供的初稿,予以审订、刊改、补充、通纂,“隐操总裁之笔,不居纂修之柄”,以保存一代文献史事为己任,最大可能保证了明史的公正。 修史工程之浩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对于先朝的人事,众说纷纭,伪书流行。先生“无书足信,只凭《实录》及稗史,“辨其人之忠侫,定其时之后先”。为了考证一事,或删定一传,往往“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 先生在57岁时,因患眼疾,双目尽废,即使如此,他还是支撑着病体,凭借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口授著作,指导史官。在《明史》中,万斯同将自己的史学造诣发挥到了极致。 1702年春,65岁的先生客死于京师。其时,已完成《明史》初稿三百多卷。梁启超说:“除马(《史记》、班(《汉书》)、范(《后汉书》)、陈(《三国志》)四书外,(《明史》)最为精善”;《剑桥中国史》将《明史》评价为“二十四史”中“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 面对着眼前的墓葬,不由默想,先生临终之际,是否对家人满怀歉疚?在北上的23年里,他抛家别子,其间只短暂回家三次;他无官无薪,家境贫困,致使继配傅氏携儿无奈投靠奉化莼湖的娘家。 归葬奉化,据说是先生的遗愿。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先生却离开故土,葬于奉化。不论事出何因,先生在童年时就与奉化结下了缘分。 1646年夏,清兵下浙,其父万泰率领全家自鄞县光溪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三昼夜,至奉化剡溪之畔、南雷峰下的榆林山中避乱。万泰在其《怀剡诗二十首》中,详细记录了此次避乱的经过及这一时期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南雷峰下是吾庐,异代贤人卜此居。野老能言戴夫子,我来犹得读遗书。”戴夫子即戴表元,宋末元初文学家,晚年也曾居于榆林。 在榆林山居中,小季野与兄弟们共耕谋食。当地的山民热情善良,先生侄子万言回忆,在榆林期间,“樵苏不继,多从民家借米而炊”。1649年秋,山居又遭兵灾,全家只好再返故里。 夕阳如血,我看见先生的墓葬上有一层闪亮的金光。乾坤之大,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无论政权如何易主,那道金光却笼在季野先生身上,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