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有一杆大秤，颜色像我的皮肤一样黑黑的。它的秤杆，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秤杆的下面有一个挂钩，上面有两个提纽，拎起里面一个可以称重四十斤，拎起外面一个呢，可以称重一百五十斤。大秤最好看的是两排秤花，都是熟铜做的，镶嵌在秤杆里，一朵一朵，黄灿灿的，就像田里面的油菜花。

    当时的大秤在村里是抢手的。这不，隔壁的那个谁又上门了，“跟你阿爸说一声，大秤我借走啦。”“知道啦。”其实我知道，今天借走大秤的是这个邻居，明天来还的不一定是谁。那时候的农村，许多有用的东西，都是这家进那家出。不要说大秤，手拉车，小方凳，甚至家里的碗，也是借来借去的。

    大秤是个宝。夏天的时候，父亲去卖瓜，总会带着它。父亲木讷，卖瓜的时候，每次遇到顾客在瓜摊前挑挑拣拣，手拿大秤的他，脸上总是堆满笑，不停地说着，西瓜好，西瓜好，包红包甜啊。偶然遇上个大主顾，要两筐西瓜，父亲赶紧叫人帮忙挑瓜筐。他架起大秤，拨动秤砣，然后等秤梢往上翘的时候，大声地报出斤两。

    大主顾，总是要特别地关照。谈完价钱，父亲切开一个大西瓜，热情地让人家尝一尝。对方咬上几小口，扑哧，半块瓜扔在了脚下。“跟我走吧。”鲜红的瓜瓤在阳光下，一地的汁水静静流淌。父亲皱皱眉，嘴角抽搐一下，挑起担子，跟着人家去送瓜。我看到一根弯弯的扁担，在父亲的肩膀上颤动，发出飒飒飒的声响。“把大秤管好啊！”走了没多远，他回头冲我喊了一下。知道啦。小小的我，把大大的秤搂得紧紧的。

    到了秋天，大秤更加重要了。先不说称稻谷，就说我们家承包的橘子吧，也少不了它。有一年秋天，橘子大丰收，漫山遍野都是黄绿色。听说城里收橘子的人要来，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每个人拿着剪子，拎着袋子，拼命地摘，摘了好几天，我的手上都起泡了，终于差不多了。山脚下，父亲扎紧袋口，用大秤钩起，一袋一袋称重量。当时，看着秤梢一次次翘向空中，我的心中都是美梦——好吃的奶糖，好看的书，还有崭新的书包，这下都能到手啦。“八千九百斤！”总数出来了，掐着秤花的父亲，咧着嘴，眯着眼，笑得最欢了。可是没想到，那年的橘子真便宜，最好的也只给一毛钱一斤。我记得那晚，父亲拄着大秤，蹲在门口一直抽着烟。烟上的火星和秤花一样忽明忽暗，他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

    那年冬天，借出去的大秤突然找不到了。那个谁说在那个谁谁家，那个谁谁说被我二叔拿走了，二叔说，他家里没有啊！就这样，一杆大秤，没影了。父亲嘴里没说啥，可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忽然消失了，总觉得他像丢了魂一样。

    春节快到了，大秤忽然回来了。原来二叔用完大秤，挂在墙上，他的小舅子来串门，看到大秤就借走了，也忘了说一下。失而复得的大秤，秤花缺了一颗，秤梢上的铜套也脱落了。不过父亲还是很高兴，拿起抹布蘸着菜油，一遍遍擦拭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市集把秤修好了。然后，大秤又开始物尽其用了。

    时光如流水，几十年的岁月转眼过去，如今，父亲母亲都老了，农田被统一租用，橘子山也转包给别人了。那把大秤呢，它靠在墙角，积满了灰尘，秤钩和秤砣都生了锈。

    可是，有些记忆是不会生锈的，只要童年的风一吹，往事就会像田里面的油菜花，一节一节往上长。你看，一根麻绳甩过屋梁，父亲手中的大秤又架起来了。一个黑小子，哧溜一下坐进了大秤下的箩筐，筐绳滑进了秤钩，悠扬的歌谣开始回荡：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也好攀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