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畔王安石公园里的浮雕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楼滨正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27岁的王安石在扬州淮南节度判官任上，主动放弃“馆职京城”的机会，就任鄞县知县。这是他主政一方，实现济世安民人生志向的重要一步。“知鄞三年，影响千年”，王安石成为北宋宰辅重臣后，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变法，源头就发端于鄞县任上的体察民情和从政实践。

    （一）

    满怀济民之志的王安石，深谙体察民情之道。上任伊始，他不是满足于坐在官衙里听听幕僚、下属的汇报，也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急于去建立所谓的权威，而是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了治下的这一方热土和民众。上任第七天，就迈开了“基层调研”的步伐。

    其所著的《鄞县经游记》，正文不足三百字，让我们大体可以了解王安石这个新任官员巡视、考察、调研的行程：时间——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历时十二天之多；路径——包括今天的邱隘、五乡、大碶、柴桥、东吴、东钱湖、横溪、鄞江、横街、高桥等“凡东西十有四乡”；食宿（后勤保障）——主要在慈福院、阿育王寺、旌教院、景德寺、保福寺庄、普宁院等寺院。从行程看来，王安石体察民情，可谓是顶风冒雨，日夜兼程，马不停蹄。

    （二）

    回顾王安石的体察民情之道，是想通过珍贵的史料，用心体悟一个有格局、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对待体察民情的态度、方法和作风。以现代视角观之，王安石上任伊始的这十二天调研，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择其要者，至少有三：

    微服私访，轻车简从。封建时代，包括北宋时期，官员出行是有相应规制和待遇的。王安石的出行显得十分“低调”，没有“鸣锣开道、肃静回避”的排场。每到一地，轻车（舟）简从，逢庙借宿，绝不扰民。行程之中，或步行，或乘船，吃住基本是在沿途的寺庙。那个年代，无现代交通、通信之便利，下面不可能做多少准备。故下榻之所，不过是简单的一床一被；所用之餐，无非是寺院的一粥一饭。

    下沉一线，直面民众。王安石这一路走来，侧重点是考察水利和民生。无论是“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还是“升鸡山，观碶工凿石”，抑或是“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观新渠及洪水湾”，都是直抵一线、直奔现场，直面民众、体察民情。在实地踏勘和与底层百姓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据此思考、谋划施政的重点和方略。

    专心致志，不辞辛劳。两宋时期，知县是地方上县一级的“最高长官”，肩负着一县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和司法等繁杂的职责。尤其是上任之初，各种事务肯定是千头万绪。能够一次花十多天的时间，走出去、“沉”下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鄞县经游记》中，王安石多次用“质明”“夜中”等来记录行程。也就是说，他体察民情，常常是东方发白、天刚微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到了夜晚才找到落脚的寺院。

    王安石“知鄞三年”，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经历，当然不止庆历七年这一次，而是贯穿了他在此从政、生活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宝庆四明志》《四明谈助》《鄞县通志》等地方文献多有记载。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有这样的民生情怀和从政之德，令人感佩。

    （三）

    “其政谓何，勿棘勿迟。”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曾登上雄奇巍峨的鼓楼（今海曙鼓楼），灵思飞扬，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新刻漏铭》。他借计时的刻漏自勉，督促自己恪守职责，处理政事“勿棘勿迟”，时时不能懈怠。

    王安石以体察民情为开端，在“经游鄞县”、深入了解掌握民情之后，以革故鼎新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修水利、放青苗、严保伍、兴教育等一系列举措，得到了黎民百姓的支持和拥戴。

    比如，扶贫济困。王安石在任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凡鄞县各地，年成好时贫苦农民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害，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如何让农民走出困境，始终是勤政爱民的王安石思考的第一大问题。在“救急”“救济”的基础上，他力排众议，推行实施“贷谷于民”，就是青黄不接时，贫苦农民可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这就是“青苗法”最初的试验。这既能让农民度过粮荒，又避免了地主的重利盘剥，官府的存粮也能“以旧换新”、减少损耗。

    比如，兴修水利。“水利乃农业之命脉”，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遍访民情后，他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并动员十余万民工开始整修东钱湖，使“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东乡之田连获丰收，民间口碑载道。除此之外，他在鄞县任上，还组织人力整治和疏浚“盖湖之大五十里”的广德湖，使西乡之田也有了水利灌溉之便。

    比如，革新政务。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他善于从全国大局来思考一域的治理。为保境安民，他积极推行“严保伍”，动员各家各户相互联保，闲时练武，加强地方治安，这就是以后“保甲法”的萌芽。后来的“免役法”“市易法”都是发轫于他的鄞县经验。多年之后王安石任宰相，以“知鄞”经验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推行于全国，史称“王安石变法”。

    比如，兴办县学。王安石到任之时，鄞县尚无县学，而邻县慈溪早立县学。他在《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他坚信教育如果盛行，风俗就能形成。在他的倡导和亲历亲为下，鄞县创建了县学。为解决“师资”难题，他不仅抽出时间亲自到书院讲学，还遍访山野硕老，终于找到了杜醇、楼郁、王致、王说、杨适等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王安石尊师重教的远见卓识，影响了宁波一千年。此前，鄞县进士数量不到20人，而在王安石办学后人数大增，尤其是南宋。据《鄞县进士录》记载：宋代鄞县共有进士730人，其中北宋有129人，南宋则有601人。在学术上，从南宋的杨简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延至清代的万斯同、全祖望，三江流域犹如文化摇篮，哺育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产生了一批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者。

    （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安石注重体恤、体察民情的施政品德，敢于冲破藩篱、革故鼎新的施政勇气，既是古代为仕者的楷模，也值得今天的从政者借鉴。由他主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更是深刻影响了北宋的历史进程，连列宁都称其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今天，我们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当敢于挣脱事务的羁绊，果断地迈开脚步，深入到群众中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体察民生之艰，多思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多行安民之举，并时刻以民心为尺，自觉校正自己的从政行为。只有如此，才能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才能书写更多彪炳史册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