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寅欣

    海洋是人类的重要生存空间，是文明与文明交流的承载者，对古代中国而言，海洋亦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早在汉唐时期，海洋便在中华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相较于两宋之后记载丰富的海洋资料，秦汉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华文明与海洋产生联系的起步阶段，史料相对较少，且零散见于各处。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尚永琪教授编著的《汉唐海洋文献辑录》（以下称《辑录》），分上下两册，以正史文献为中心，书中收集的资料范围广博，内容丰富，是对汉唐时期海洋文献资料的一次系统收集和整理，对学界进一步研究汉唐时期的海洋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辑录》作为对汉唐时期海洋资料的汇总，囊括了正史、杂史、类书、总集、文集、笔记小说等不同的文献类型，既包括求实的历史性记载，又包括带有文学色彩的作品，不局限于史部文献的范畴。而《辑录》资料选取的范围，则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上，以“汉唐”这一时间段为限。若以正史作为参照，《辑录》资料来源上启西汉《史记》，下至北宋官修《新五代史》，即两汉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历史时间段，同时包含一小部分先秦、秦代以及五代十国的海洋资料，这是由于汉唐文献的记录体系使然。空间上，资料选取的范围则以环绕中国的三大海域——东海、南海、渤海为中心。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华夏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中国与海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领域的种种沟通与交流，绝大多数发生在这三大海域。

    全书辑录的主要内容，以活动于海洋上的人、事、物为重点。海洋资料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海洋自身，更包含了发生在海洋这一舞台上的人类活动和文明交流，事实上，正是围绕海洋发生的种种宏大叙事和社会百态，赋予了海洋在古代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帝王、将军、使者、官吏、方士、僧侣、商人、平民、盗匪；奇珍、海产、方物，甚至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仙物；征战、平叛、外交、传道、求仙、商贸、生计……不同的群体围绕海洋展开的互动，极大延伸了海洋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包罗万象，容纳文明。

    《辑录》的编著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内容广博，以史料建构出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汉唐海洋世界；二是小标题高度凝练，每段史料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便于读者自行把握和筛选。

    首先，本书对汉唐时期海洋资料的收集，以官修正史为首，后依次列举这一时期的其他史学和文学作品。以“两晋南北朝文献中的海洋记述”为例，这一部分首先列举了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诸政权的正史文献，其次是《齐民要术》《水经注》等具有较强求实度和科学性的农学、地理学著作，此外，还收录了《抱朴子内篇》等道教典籍，《高僧传》《续高僧传》《洛阳伽蓝记》等僧传和佛教典籍，以及《世说新语》《搜神记》等文学作品和笔记小说，为观察、研究汉唐海洋世界的不同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视角。《辑录》收集的文献资料中，包含大量涉及海洋的神仙传说、珍奇异物以及以现代视角看来荒诞不经的夸张故事，然而在古人的观念和知识体系中，这些恰恰是古代中国对海洋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古代中国海洋地理、海洋风俗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崇尚神仙方术的社会特征。

    其次，在辑录资料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保持文意的完整和通顺，本书对于每段史料的摘录，都有相对清晰的时间节点、人物形象和事件脉络。在每段史料之后，均注有史料的出处和页码，以便读者查询。为了使读者在查找过程中，能够迅速把握史料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作者还为每一条史料拟定了小标题，集中体现本书的功能和价值。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洋城市，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离不开毗邻的东海，因此，从学术领域深入对海洋及海洋文明史的认知，符合“认识过去，展望未来”的现实需要。

    通过《辑录》的整理和收集，我们能够发现，早在汉唐时期，宁波民众便以海为生，东海的物产从这里被捕捞，并出现在入贡的清单上；与海洋相关的神话传说代代流传，成为宁波传统文化基因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中央派出官吏治理当时尚不发达的沿海地区，留下了开发渔业、盐业和海岛资源的记载；漂洋过海的僧人历经磨难，从明州登陆，而他们的航线则为如今的学者研究古代中国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毫无疑问，在海洋文化日益受重视的今天，《辑录》的编著和出版，将为宁波乃至全国范围内对海洋文明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