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洋村村民演示当年盐民用一个灶洞四口锅的盐具熬盐。 （杉木洋村村委会供图）

    扶 摇

    在象山沿海地带，曾有过不少世世代代以制盐为生的村庄，其中一个叫杉木洋村，在大徐镇。直到1967年村里围海造田，滩涂变成了耕地，以土灶大锅熬盐的场景才逐渐消失。

    在杉木洋村的文化礼堂里，陈列着很多制盐的工具，漏卤的卤碗和熬盐的土灶都保存得很完整。礼堂里有座徐公祠，供奉着象山首任县令徐旃的塑像。据《徐氏宗谱》记载，唐神龙二年（706年），徐旃离任后居住于大徐，他的后代在玉泉盐场下东村设盐课司。可见，早在唐代，这里的村民就已有盐业生产活动。

    我只知道生活离不开盐，盐是“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却不知那时的盐民是怎么制盐的，直到那天在杉木洋村遇见八旬老人阿星伯，才让我长了见识。说起几十年前的制盐往事，阿星伯深褐色的眼眸里流露出浓浓的沧桑……

    那时，村前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村里家家户户把制盐当成营生，林立的盐槽和附近的盐田分属于不同的家庭，每家每户都有烧盐的土灶和制盐的工具，可谓“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浩瀚的大海，广阔的滩涂，茂密的盐嵩草，是盐民“煮海为盐”取之不竭的“粮仓”。盐民大多熟悉天象，能够推算潮汐，利用潮汐来制盐。村中流传着久远的谚语：“雨后纳潮尾，长晴纳潮头。秋天纳夜潮，夏天纳日潮。”

    阿星伯15岁就跟着家人熬盐。每逢小水潮，泥涂比较干，他们一早就牵着牛到海边犁泥。海涂上，总会有比他们起得更早的人已经在作业。几头老牛喘着粗气，打着沉重的响鼻，低着头使劲往前拉犁铧，泥土快速地向两边翻滚开来。一犁就是一大片，一户挨着一户，一眼望去像波涛滚滚。翻开的涂泥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后浇上海水，浇好再晒，如此反复。两三天后，待泥涂泛起了白色的盐花，就一担担挑到岸上去堆着。那时，跟阿星伯同龄的孩子参与制盐的有好几个，他们每天跟随父母犁地、挑盐泥，海风吹，日头晒，小脸蛋一个个黑亮黑亮的，像刷过桐油打过蜡。

    当盐泥堆成一座小山时，开始制卤。制卤的漏碗有大小，可装20担、40担或80担不等。漏碗的形状就像一个很大的铁锅，底下装两根漏管，管子下放一口大缸。装泥前在漏碗里铺上一层稻草，然后铲上盐泥，打好样，在泥盘上浇适量的水，管子一端便开始滴滴答答地漏卤水了。每天早晚浇一次，一个昼夜能漏两大缸。如此漏五六天后，泥盘就废弃了，因为卤水咸度太淡了。最后两天漏出来的盐卤一般再浇到下一轮盐泥上去晒。

    每漏一缸卤水，就放到土灶大锅上去烧煮。土灶大多是一个灶洞四口锅，烧上十几个小时，直到卤水凝结成晶莹的盐粒。那时，阿星伯一家三代人在简易的茅草屋里熬盐，特别是盛夏，冒着热气的土灶大锅翻腾着滚烫的盐卤，他们热得剥光了衣服，只剩一条裤衩，还是被热气蒸得汗如雨淋。正如清代诗人吴嘉纪写的《煎盐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40担盐泥，一般能熬150公斤盐。盐都是国家收购的，每5公斤得1元钱。杉木洋的盐民除了大量生产普通食盐外，也烧制精品盐，如“撩生盐”“荆竹盐”和“盐砖”。精品盐白如雪，咸味适中，古代叫“贡品盐”。当时，杉木洋村的盐销路遍及半个象山，还运往普陀、六横等地。

    象山三面环海，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广，海水盐度年均30.5‰，日照时间长，风力资源丰富，具备晒盐的优良条件，是浙江省三大产盐县之一。到了明清时，沿海滩涂面积较大的一些制盐村，因日晒制盐法的产量比较高，逐渐取代了熬制法，杉木洋村也有过日晒制盐。日晒制盐就是在平坦的海边滩涂上构建盐田，盐田分成两部分：蒸发池和结晶池。先将海水引入蒸发池，经日晒，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再倒入结晶池继续晒，使海水渐渐成为食盐的饱和溶液，最后逐渐结晶成食盐。一吨海水可以晒约30公斤盐。

    日晒制盐的场景，七八年前我曾在花岙岛盐场目睹过。那天我随几个摄影师去拍摄盐场，海风吹来，广袤的盐田散发着浓郁的咸味。要把满盈盈的海水在这片广阔的咸土地上晒干、结晶，需要照多久的阳光？只见盐民们戴着草帽，穿着长靴子，一直围着晒场转。他们放水、测卤、换池、耙盐、铲盐、挑盐、包装，精心操作各个环节。很多人被繁重的劳作压得直不起身，脸上留下了风吹日晒的痕迹，身上散发着咸咸的汗味，烈日下的影子，似乎也被腌制、风干。

    听阿星伯讲述当年煮海熬波的故事，仿佛阅读了一本厚厚的盐业史。我在历史中咀嚼着盐民们的艰苦岁月，满口是咸咸的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