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银舫

    古籍的整理方式有影印、标点（点校）、校注、今译，而古代地方志的整理校注，属于古籍整理的一种较为特殊的门类，它既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又要处理地方志的独特体例；既要保存旧志的原貌，又要加注新的材料和发现，才能成为一个在学术上有独立意义和使用价值的文本。

    明代独创卫所制度，成为严密的沿海军事防御体系，为国家和地方的安宁、军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嘉靖《观海卫志》四卷是现存较为稀见的明代地方志系列中的一部军事志，成书之后未见刊本。目前存世者只有三种抄本：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慈溪县志》稿笺抄本（下称国图本），此为宁波伏跗室原藏，封面题“张训观海卫志四卷”；二是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约园《四明丛书》稿笺抄本（下称上图本）；三是浙江图书馆藏“浙江省立图书馆”稿笺抄本（下称浙图本）。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七著录有“匏系斋传抄本”，今已失传。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嘉靖《观海卫志》标点本，收入《慈溪文献集成》第一辑。

    2023年3月，由慈溪市观海卫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莫非、沈荣恩校注的《明嘉靖观海卫志校注》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拜读再三，全书亮点不少，深为钦佩。

    其一，选择底本，互补互校，恢复原始面目。本书以国图本为底本，参校上图本和浙图本。并从浙图本中补张尧年《序》、卷四《祭指挥佥事伏山张公文》及以下16篇诗文（上图本所缺略同）。全书四卷，卷一建置、星土、城池、疆域、形胜、山川、风俗、公署、职官、吏胥、职事、军额、军储、军需、台堠、印信、铜牌、制书，卷二关守、军器、战船、礼仪、潮候、水利、马路、地垄、壕堑，卷三物产、义冢、庵庙、文臣、武臣、治行、武功、忠臣、孝子、顺孙、孝女、贞烈、儒行、文学、义行、武举、例宦，卷四艺文，全志共45门。唯卷三物产、孝女，各本皆有目无文；浙图本卷三最末另有桥塔一门。

    其二，厘清了嘉靖《观海卫志》编纂始末及人员名单。国图本和上图本均无署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作“（明）周粟纂”，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作“明周粟等纂”，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作“明周栗纂修”（连名字都弄错了）。其实，细阅张尧年《序》，即知编纂始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观海卫佥事王心（慕松）认为卫无志，杞宋无征。即请示了浙东参将吕圻（惠江）和总兵卢镗（北山），得到同意后，礼聘慈溪县学生员张训进行采编，并请临观把总周粟领衔把关。“凡一卫之地，里税、山川、风物、边防、器用、官绩、人才、艺文、方技之流，靡不发凡举例，挈领提纲，无遗书，亦无逭议”“以萃成一代不刊之典”。故浙图本署名为“钦依赐进士临观海卫戎政周粟、观海卫佥事王心采辑，慈溪县学生员张训撰次，宁波府学生员胡钺、绍兴府学生员王政校正”。如果按地方志著录规范，应该著录为“（明）周粟、王心修，张训纂”。因时有战事，未见刊本流传下来，只存抄本，故皆有残缺和错漏。嘉靖《观海卫志》具体执笔人为张训，慈溪县的一个秀才，生平事迹不详。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七《艺文》就将《观海卫志》列在他的名下，并说：“是书嘉靖间临观把总周粟、观海卫佥事王心延张训撰次。训，邑诸生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训又应临观把总耿宗道等聘请，编撰了《临山卫志》四卷。三北文献，藉此二志而免湮没，张训当为首功。

    其三，考证了观海卫设置的时间。卷一《建置》载：“国朝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遂筑慈溪县三十都定水寺涂田为观海卫，置指挥使司，内列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外辖龙山千户所，隶浙江都指挥使司。”校注者根据《明太祖实录》、嘉靖《浙江通志》、万历《绍兴府志》以及家谱等文献，考证出“观海卫建城当在洪武三年，洪武十九年汤和在土城基础上改建石城，洪武二十年观海卫城成”。而《明史》卷四十四《地理五》记载的是：“观海卫……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校注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观海卫指挥使司于宁波府慈溪县”，则理解为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是设置观海卫指挥使司的时间，而不是设卫的时间，这是值得研究的。

    其四，纠错补遗，丰富史料。作为校注本，不但要校出三个抄本之异同，还要纠正抄本之误。如张尧年《序》中，原抄本有“天子叹杞，采之无微，由父献之不足”，校注者作注给予了更正：“此句因‘采’与‘宋’、‘微’与‘徵（征）’、‘父’与‘文’三字形近而误。宜为‘天子叹杞，宋之无征，由文献之不足’。”又如卷一《山川》中“黄山”条目，原稿作“黄山：卫南三里。洪武二十年，信国公筑城，采石于此。今山之麓有石潭，即采石处也。”校注者作注：“黄山：位于观海卫镇福山村南，海拔高度22米。光绪《慈溪县志》卷六《舆地一·山》：‘黄山，县西北五十里，山之北半里许有石潭（洪氏居此，俗称石孔潭），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筑卫城，采石于此。’实采石处离黄山一里许，采石成潭，非采石于黄山。黄山因形似，又名黄狗山、凤凰山……”此则注释，不但丰富了史料，并且纠正了卫志和县志的谬误。卷一中，对于城墙、护城河、水门、山川、马路街巷等建筑和自然实体，校注本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一一给予对应的考证注释，甚见功力，外地学者难以企及。此类注释遂成为全书最大的亮点，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体现。又如卷一《职官》，原志仅记姓名，校注者则据光绪《慈溪县志》所载，均一一在“校注”中加以补注，并将原志遗漏的“左所百户”名录亦予补上（包括龙山所的所有任职）。又如卷三《胡守仁传》“征丘洋剧贼”注：“龙山之战是戚继光升任参将后对阵倭寇的首次战斗，戚国祚等撰《戚少保年谱耆编》有详尽记叙，如汪直分遣徐海等率岛夷入寇浙，戚继光‘据高石射贼，三发矢中三酋，兵皆合，贼乃退’等。另有‘嘉靖三十五年秋九月，家严（家父）与贼战于龙山……追至缙云复胜之，仍追至桐岭，又转战雁门岭误中其伏……贼乃由乐清遁海而去’。龙山至缙云四五百公里，缙云追至桐岭路程四百多公里，桐岭转战雁门岭路程六七十公里，雁门岭至乐清亦有五六百公里。戚国祚所记的作战路径完全系臆想，可见其所记对其父戚继光颇多溢美夸大之词，而国内许多作品对龙山之战斗都沿袭戚国祚所记，与史实完全不符。卫志卷四《戚公去思碑记》亦无此类记载。《观海卫志》此段关于嘉靖三十五年明军“征丘洋剧贼”，是在战斗发生六年后的记载，应与史实相符，可成为研究考证明嘉靖龙山之战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嘉靖《观海卫志》全书原文约8万字，而校注本共有注释1217条16万字，字数为原志的两倍，再加上新增的《附录》，合计有32万字。

    关于古籍的整理，尤其是稿本和抄本的整理，学人历来视为畏途。因其在成稿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潦草涂乙、鲁鱼亥豕、遗漏衍文，甚至残缺和错简，都是常见的。而旧志的校注，因涉及面广、门类繁多，更是不易。有时一字之误，谬以千里。常言道：“校书如扫落叶”，渐扫渐生，古今皆然。所谓学无止境，对于《明嘉靖观海卫志校注》来说，也有提升的空间，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再予修订重版，使其真正成为地方文献之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