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银舫 古籍的整理方式有影印、标点(点校)、校注、今译,而古代地方志的整理校注,属于古籍整理的一种较为特殊的门类,它既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又要处理地方志的独特体例;既要保存旧志的原貌,又要加注新的材料和发现,才能成为一个在学术上有独立意义和使用价值的文本。 明代独创卫所制度,成为严密的沿海军事防御体系,为国家和地方的安宁、军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嘉靖《观海卫志》四卷是现存较为稀见的明代地方志系列中的一部军事志,成书之后未见刊本。目前存世者只有三种抄本: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慈溪县志》稿笺抄本(下称国图本),此为宁波伏跗室原藏,封面题“张训观海卫志四卷”;二是上海图书馆藏民国约园《四明丛书》稿笺抄本(下称上图本);三是浙江图书馆藏“浙江省立图书馆”稿笺抄本(下称浙图本)。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七著录有“匏系斋传抄本”,今已失传。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嘉靖《观海卫志》标点本,收入《慈溪文献集成》第一辑。 2023年3月,由慈溪市观海卫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莫非、沈荣恩校注的《明嘉靖观海卫志校注》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拜读再三,全书亮点不少,深为钦佩。 其一,选择底本,互补互校,恢复原始面目。本书以国图本为底本,参校上图本和浙图本。并从浙图本中补张尧年《序》、卷四《祭指挥佥事伏山张公文》及以下16篇诗文(上图本所缺略同)。全书四卷,卷一建置、星土、城池、疆域、形胜、山川、风俗、公署、职官、吏胥、职事、军额、军储、军需、台堠、印信、铜牌、制书,卷二关守、军器、战船、礼仪、潮候、水利、马路、地垄、壕堑,卷三物产、义冢、庵庙、文臣、武臣、治行、武功、忠臣、孝子、顺孙、孝女、贞烈、儒行、文学、义行、武举、例宦,卷四艺文,全志共45门。唯卷三物产、孝女,各本皆有目无文;浙图本卷三最末另有桥塔一门。 其二,厘清了嘉靖《观海卫志》编纂始末及人员名单。国图本和上图本均无署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作“(明)周粟纂”,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作“明周粟等纂”,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作“明周栗纂修”(连名字都弄错了)。其实,细阅张尧年《序》,即知编纂始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观海卫佥事王心(慕松)认为卫无志,杞宋无征。即请示了浙东参将吕圻(惠江)和总兵卢镗(北山),得到同意后,礼聘慈溪县学生员张训进行采编,并请临观把总周粟领衔把关。“凡一卫之地,里税、山川、风物、边防、器用、官绩、人才、艺文、方技之流,靡不发凡举例,挈领提纲,无遗书,亦无逭议”“以萃成一代不刊之典”。故浙图本署名为“钦依赐进士临观海卫戎政周粟、观海卫佥事王心采辑,慈溪县学生员张训撰次,宁波府学生员胡钺、绍兴府学生员王政校正”。如果按地方志著录规范,应该著录为“(明)周粟、王心修,张训纂”。因时有战事,未见刊本流传下来,只存抄本,故皆有残缺和错漏。嘉靖《观海卫志》具体执笔人为张训,慈溪县的一个秀才,生平事迹不详。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七《艺文》就将《观海卫志》列在他的名下,并说:“是书嘉靖间临观把总周粟、观海卫佥事王心延张训撰次。训,邑诸生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训又应临观把总耿宗道等聘请,编撰了《临山卫志》四卷。三北文献,藉此二志而免湮没,张训当为首功。 其三,考证了观海卫设置的时间。卷一《建置》载:“国朝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遂筑慈溪县三十都定水寺涂田为观海卫,置指挥使司,内列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外辖龙山千户所,隶浙江都指挥使司。”校注者根据《明太祖实录》、嘉靖《浙江通志》、万历《绍兴府志》以及家谱等文献,考证出“观海卫建城当在洪武三年,洪武十九年汤和在土城基础上改建石城,洪武二十年观海卫城成”。而《明史》卷四十四《地理五》记载的是:“观海卫……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校注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观海卫指挥使司于宁波府慈溪县”,则理解为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是设置观海卫指挥使司的时间,而不是设卫的时间,这是值得研究的。 其四,纠错补遗,丰富史料。作为校注本,不但要校出三个抄本之异同,还要纠正抄本之误。如张尧年《序》中,原抄本有“天子叹杞,采之无微,由父献之不足”,校注者作注给予了更正:“此句因‘采’与‘宋’、‘微’与‘徵(征)’、‘父’与‘文’三字形近而误。宜为‘天子叹杞,宋之无征,由文献之不足’。”又如卷一《山川》中“黄山”条目,原稿作“黄山:卫南三里。洪武二十年,信国公筑城,采石于此。今山之麓有石潭,即采石处也。”校注者作注:“黄山:位于观海卫镇福山村南,海拔高度22米。光绪《慈溪县志》卷六《舆地一·山》:‘黄山,县西北五十里,山之北半里许有石潭(洪氏居此,俗称石孔潭),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筑卫城,采石于此。’实采石处离黄山一里许,采石成潭,非采石于黄山。黄山因形似,又名黄狗山、凤凰山……”此则注释,不但丰富了史料,并且纠正了卫志和县志的谬误。卷一中,对于城墙、护城河、水门、山川、马路街巷等建筑和自然实体,校注本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一一给予对应的考证注释,甚见功力,外地学者难以企及。此类注释遂成为全书最大的亮点,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体现。又如卷一《职官》,原志仅记姓名,校注者则据光绪《慈溪县志》所载,均一一在“校注”中加以补注,并将原志遗漏的“左所百户”名录亦予补上(包括龙山所的所有任职)。又如卷三《胡守仁传》“征丘洋剧贼”注:“龙山之战是戚继光升任参将后对阵倭寇的首次战斗,戚国祚等撰《戚少保年谱耆编》有详尽记叙,如汪直分遣徐海等率岛夷入寇浙,戚继光‘据高石射贼,三发矢中三酋,兵皆合,贼乃退’等。另有‘嘉靖三十五年秋九月,家严(家父)与贼战于龙山……追至缙云复胜之,仍追至桐岭,又转战雁门岭误中其伏……贼乃由乐清遁海而去’。龙山至缙云四五百公里,缙云追至桐岭路程四百多公里,桐岭转战雁门岭路程六七十公里,雁门岭至乐清亦有五六百公里。戚国祚所记的作战路径完全系臆想,可见其所记对其父戚继光颇多溢美夸大之词,而国内许多作品对龙山之战斗都沿袭戚国祚所记,与史实完全不符。卫志卷四《戚公去思碑记》亦无此类记载。《观海卫志》此段关于嘉靖三十五年明军“征丘洋剧贼”,是在战斗发生六年后的记载,应与史实相符,可成为研究考证明嘉靖龙山之战的重要依据。” 据统计,嘉靖《观海卫志》全书原文约8万字,而校注本共有注释1217条16万字,字数为原志的两倍,再加上新增的《附录》,合计有32万字。 关于古籍的整理,尤其是稿本和抄本的整理,学人历来视为畏途。因其在成稿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潦草涂乙、鲁鱼亥豕、遗漏衍文,甚至残缺和错简,都是常见的。而旧志的校注,因涉及面广、门类繁多,更是不易。有时一字之误,谬以千里。常言道:“校书如扫落叶”,渐扫渐生,古今皆然。所谓学无止境,对于《明嘉靖观海卫志校注》来说,也有提升的空间,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再予修订重版,使其真正成为地方文献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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