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的海商队伍在北宋时期继续壮大，到南宋达到一个巅峰。

    宋朝规定，商人出海贸易，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自明州市舶司建立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不少经明州签证后放洋。

    元丰二年（1079年），宋廷又规定：商人往高丽贸易，资本达5000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即要在明州市舶司登记姓名、籍贯、贸易对象国，并有当地人担保，在确认无携带违禁物品后，市舶司方发给出海凭证。

    一年后，宋廷再次规定：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明州港成为宋与高丽、日本贸易往来的唯一通道。

    从1021年至1192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共计4548人次。这期间，明州商人去高丽贸易动辄百人以上。如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一次性就带着147人经明州港赴高丽贸易。到了12世纪中叶，明州商人赴高丽贸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时，由于北方辽、金的干扰，宋与高丽官方关系中断。于是，明州商人还承担了一些本该由外交使节完成的政治任务。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庆元府）与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如南宋时高宗继位、徽宗皇帝崩于金、宋与金交战获捷等消息，都是以明州牒的方式，由明州商人通报高丽。

    为了贸易便利，很多宋商长期居留高丽。据《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高丽政府为了留住经商能力强的宋商，甚至不惜许以高官厚禄。这其中有不少是明州商人。

    1124年，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赴高丽滞留不归，明州地方官员向高丽发出明州牒，要求高丽政府归还这些商人。

    《高丽史》卷十五记载：“（仁宗二年五月）庚子，宋商柳诚等四十九人来。初，明州杜道济、祝延祚随商船到本国，不还，明州再移文取索。”但高丽王爱才心切，竟上表请求宋廷，希望允许这两位明州商人留在高丽。宋廷也只好顺水推舟，再次派人携明州牒表示准许。杜道济、祝延祚两人成为高丽的“归化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