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藤原时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本国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如后冷泉天皇永承二年（1047年），筑前人清原守武因私自赴宋，受到严惩：货物没官，本人流放佐渡，随从人员被处以徒刑。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禁止宋商前去贸易，故这一时期往来于中日航线的大多是明州商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明州商人孙忠、朱仁聪等17人先后多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台州商人周文裔、泉州商人李充、福州商人陈文佑等，也以明州为基地，频繁与日本开展贸易往来。

    最初，日本政府按照唐代旧例，在鸿胪馆安置宋商，供给衣粮。后因来船太多，不胜负担，便不再设馆接待，并规定每个宋商到日本贸易必须间隔两年。但很少有商人遵循，他们往往以“遇风漂至”等为借口提前来日贸易。

    如宽弘二年（1005年），当明州商客曾令文到日本时，日本史籍《小右记》有这样的记载：“八月二十一日，左大臣、右大臣、左兵卫督议云：宋人来朝，应定年期，业给官府有案。其不待期早来而应逐回者，是否应按官府逐回？如有宋人申请候得便风便行罢归，因而获得许可者，虽有逐回之名，因循一二年，实无异于安置。若然，则应否一律予以安置？二十四日庚子，左头中将赖定来谈云，宋人应予以安置。”由此可知，为了获取利润，确有宋商在不到规定期限便前往日本贸易的，故《小右记》《百炼抄》均载有宋商船只被责令载着原封货物返航的事例。但如果因风向不便，宋商提出要在当地等候季风的话，日本人还是会允许其滞留，并给予妥善安置。

    11世纪前半期，日本接待宋商的地方主要是鸿胪馆，并在此交易，而到11世纪后半期，鸿胪馆失火，贸易地点就转移到了博多。

    宋商团的贸易以青瓷和丝织品为主。越窑青瓷制作精美，丝织品质地优良，做工讲究，尤受日本人喜爱。除了青瓷和丝织品，还有典籍、佛像、中药材、香料和其他工艺品，从日本则带回沙金、铜、硫黄、刀剑等产品。

    如今在博多，人们发现了很多宋商卸货船留下的遗物及宋商在岸边交易时扔下的破损货物，大多是陶瓷器，是用来装香料、染料、砂糖等中国造的罐和壶。上面有“张”“李”等中国人的姓氏及表示商人集团的“陈纲”“王纲”等字样。

    从日本文献中可以得知，在12世纪的博多，出现了叫“中国城”的“博多津唐房”。这些房子是11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前半期在博多滨西部形成的。而唐房的东侧有日本居民居住，也有宋商的墓地。据考证，这些房子是日式风格，屋檐装饰使用的是中国风格的瓦，使用的餐具是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墓地的式样是宋商自己设计的，他们接受的是日本净土宗的信仰，但同时也向明州的寺院捐赠钱物，以维系和故乡的感情。到了12世纪后期，他们就和日本人混居在一起了，还和日本人通婚。博多逐渐发展成为港口城市，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

    由于宋日之间的贸易是由宋朝明州商人唱主角的民间贸易，这使当时的日本经济完全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宋商们有时还客串两国使节，扮演官方角色。他们在日本（博多）落地生根，建造唐房，由“岸边交易”发展成“住番贸易”，博多逐渐变成宋商的营业据点。后来，这些明州商人的子孙又充当了元日贸易的主力。宋代这种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构成了一个东亚海上贸易圈，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巅峰。

    这就是唐宋时代雄霸海上的“明州商帮”。自此以后，浩瀚的海洋，为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提供了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舞台，催化了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外探求、积极开拓的意识，铸就了宁波人以海为怀、向海而生，敢于弄潮、敢创大业的精神特质。从唐宋的“明州商帮”到近、现代“宁波帮”，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持续发展，宁波港已从木帆船时代的古港，华丽转身为世界顶级大港，焕发出日益蓬勃的活力。

    往事越千年，宁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