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你有多久没听过收音机了？”有一天，当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一时竟没回过神来，因为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听了。

    记得小时候，对于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收音机是一件奢侈品。说它是奢侈品，因为它并不多见。而且那时候的收音机是收录一体的，可以搜电台，也可以放磁带，体态庞大，携带起来极为不便，机身上按钮很多，用起来着实有些繁琐。小时候我家里就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但我一直不敢动它，生怕摆弄坏了，被父母责备。我哥则不同，他是家里有名的机器拆卸大师，虽则每次拆下来再装上去的时候总会多出几个零件，但这并不妨碍他膨胀的好奇心。于是，至今那些老带子里还留存着哥哥唱“鞋儿破，帽儿破”的声音。

    与收音机相比，那时候广播更普遍一些。广播的播放时间不长，早间段的时间我已忘了，中午从10点半到12点半，只有两个小时。下午则是4点半到6点半。大多数时候播放新闻，偶尔也会播戏曲或评书。那时，农村里可供游戏的东西不多，年长一点的人多半喜欢看戏或者听戏，我的外公、外婆便是如此。耳濡目染之下，母亲打小对戏曲情有独钟。听外婆说，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聪明，只需听一遍广播里的戏文，便能哼出个八九分来。遗憾的是，我并没有遗传母亲的这种天分。

    待我上了小学，上学放学的路上会经过一座山，山坡上有一根电杆，电杆上绑着一个喇叭，每天都会定时广播。我打山脚下经过的时候，通常是广告时间，其中有一条广告的最后一句是“总经理潘玉毅”（音译）。这个总经理居然与我同名，太不可思议了。想来同学们也常听，课间没事做的时候，偶尔以此来笑话我。在质朴的农村人眼里，总经理俨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了。

    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收音机已经颇为流行。彼时的收音机也不再像先前那般笨重，大小与手掌相仿，可以放在裤袋里、书包里，也可以挂在自行车上，携带方便。因为语文课和英语课有听力练习，所以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台收音机。初三那年住校，下了晚自习，我们在睡前都会听一会儿节目，但又怕巡夜的老师知道，就戴上耳机，听情感故事、笑话、相声……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为了一个喜欢的节目，我们会特地设一下闹钟，凌晨两三点爬起来打开收音机，直到听完才睡。冬日天冷，打开收音机就紧紧被子，像小虾米一样蜷曲着。听完再伸出手关掉，与对铺的同学交流一下听节目的心得。

    收音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虽没有嘴巴，但是比有嘴巴的人还会讲，讲得还要好。那个时候，如果收音机坏了，我们一般会送去修理店。修理店常常兼有租书业务，于是等师傅修理收音机的空隙，我们会拿本书翻看两眼。

    后来，有了电视，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我们就很少再听收音机了，毕竟听觉的感受总不如视听来得丰富。即便听，也不会专门去买一台收音机来，而是在电脑上输入网址或者在手机上下个软件，想听什么节目就可以听什么节目，方便又省事。大学四年间，我时常在线收听浙江的电台频道。我大学是在西安读的，离家有千里之遥，在这里，难得碰到几个同乡，所以也就阔别了乡音。唯有当电波里熟悉的乡音响起时，才感到千里外的家乡仿佛就近在咫尺。然而，这样的听法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最终，我还是去旧书店淘了一个收音机来。

    毕业后，工作忙碌，收音机听得更少了。有一回整理旧物，我发现收音机里头的电池生锈了，心里好一阵感慨。

    如今，收音机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件可堪怀念的物品，是一种亲情的寄托。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外婆年轻时操劳过度，到了六十来岁的时候视力急剧下降，几乎看不清东西。于是，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一个收音机，既当闹钟使，又当信息传递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像一个人那样陪伴在外婆身边，同她逗趣解闷，打发闲暇时间。

    自从有了收音机，外婆的心情开朗不少。后来我给母亲也买了一个。几年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但我每次回家，还是见她在田间地头除草、割菜。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有了收音机以后，她会把部分精力花在收音机上——尽管这些年母亲已经很少再哼唱戏文，但消磨一下时光，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