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介绍信

军人通行证

    叶龙虎 文/摄

    曾几何时，出门走亲戚或外出联系业务、参加培训、参加会议，买车票和途中住宿是一件十分烦心的事。

    在20世纪80年代启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之前，介绍信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文件，凡是出门需要住宿的，必须持有居住地政府或工作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军人使用军人通行证）。

    如果说介绍信是出门的“通行证”，那么粮票就是填饱肚子的“派司”。那时候，食品凭粮票供应，没有粮票寸步难行。省内出差，要备好地方流动粮票，出省要备好全国通用粮票，这样才能保证在途中或目的地吃上饭。

    农民没有粮票。农村基层干部到县里开会，要计算好会议的天数，带足大米。在旅馆、招待所办妥入住手续后，去食堂交投大米，换取相应的饭票。如果想趁进城的机会买一些副食品带回家，就多带一些大米，吃不完的饭票可以到食堂会计处换取粮票，因为商店里的糕点都凭粮票供应。

    住宿一般选择价格低廉的旅馆、招待所。那时候，以床计价，每张床的价格在1.50元左右，单人间也不会超过3元。房间大多是6人间和4人间，由于房间小、人员杂，大件行李或贵重物品只能在前台寄存。前台办妥入住手续后，服务员会递过来一把吊着硬纸牌的钥匙，硬纸牌上写着几号房间几号床，再递上一只脸盆和一只热水瓶，退房时交还。有的旅馆的多人间甚至不给钥匙，让服务员开门，硬纸牌就是出入凭证。房门在室内是无法反锁的，服务员半夜会来查房。楼层中间是通道，两边是房间，其中楼梯口的头一间是洗漱间，最后一间是厕所。洗漱间极为简陋，一块长长的水泥槽板，沿略高，防止水溅出滴湿鞋子。水泥槽板上方是一根水管，等距离装着很多水龙头。如果想洗个头，就要用热水瓶到伙房去灌热水。我记忆最深的是早上如厕和晚上洗漱，总要排队。

    因为夜间房门是禁止反锁的，所以偶尔也会闹出笑话。记得有一年开全县大会，6人间住得满满的，一位姓丁的干部与我同住一个房间，我睡1号床，他睡5号床。一天早上，我睁眼看见5号床空着，忽然听见隔壁房间内人声嘈杂。这时老丁穿着短裤汗衫跑进来，说出洋相了，半夜上厕所回来走错门了。

    那时候，无论城市、乡镇，招待所和旅馆很少，要找到入住的地方往往需花费很大精力。我好几次到上海住的是设在地下室的浴场，又闷又潮湿，而且规定晚上12点浴场营业结束后才能入住。

    在使用介绍信的年代，对住客管理也很严，即使是夫妻，如果没有带结婚证，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住同一个房间的。我一个战友送前来探亲的妻子回家，途中住宿时因为没带结婚证，只能分开住。81岁的赵伟伦先生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他在余姚罗江手工业综合厂工作，有一天在宁波浙东旅社门口遇到一个老妪带着儿子、媳妇和孙子，因为没有介绍信无法入住。已经下午三四点了，回宁海乡下的小镇又没了班车。正一筹莫展，赵伟伦问明情况，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当年为了开展业务，企业的工作人员常常会多带一两张空白介绍信。那家人千恩万谢，说遇到了好心人，总算不用露宿街头了。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975年4月27日，我入住位于杭州劳动路的省军区第二招待所，一住就是十来天。记得是四人间，住了三个现役军人，除了我，一个是20军60师炮团修械所的小梁，新昌人；一个是宁波市中队驻看守所班的小代，宿迁人。都是年轻人，虽然萍水相逢也聊得投机，每天晚饭后就相约到西湖边散步。当时物资供应紧缺，很多商品要凭票，肥皂按人头供应。记得当时有两种肥皂，一种是杭州化工厂生产的西湖牌，一种是兰溪化工厂生产的凤凰牌。入住省军区二招后，允许每天买一块西湖牌肥皂。得此消息我十分兴奋，还懊悔头两天信息不灵。因为回部队之前我要先回家一趟，所以托小梁和小代帮我购买，买了满满一篮，给正缺肥皂的家里救了急。

    20世纪80年代初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大多借用已放假学校的宿舍或党校的招待所，与今天相比，住宿条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常常要自带被子。于是出门的基本装束是，背着被包，怀里揣一张介绍信，手里拎一只装着脸盆、热水瓶、碗筷的网袋。这种网袋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用线绳编织的菱形格子的袋子，很实用。有一次培训班结束，为了赶火车，我背起被子就匆匆奔向车站，到家才发现装着脸盆、毛巾和茶杯、牙刷、牙膏的网袋被遗忘了，以致我在之后的日子里，好几次梦到那只遗失的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