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 草

    清代学者戴远山曾送给做官的友人一副对联：“诗堪入画方称妙，官到能贫乃是清。”中国人内心深处一直凝聚着“清官情结”，对历朝历代的清官廉吏十分爱戴、景仰。怎样才能成为清官？在戴远山看来，能贫，是官员的一种至高境界和考量标准。

    古代很多贤臣因终生能贫，清名远扬。战国贤士黔娄“修身清节”，人称“贫士”；唐代官吏房彦谦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耳濡目染，其子房玄龄素俭廉明、政绩卓著，成为一代名相；北宋包拯认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一生廉洁公正、立朝刚毅，故有“包青天”之名；清代于成龙官至兵部尚书，因躬行“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生活清苦，常常“终年不知肉味”，去世后遗物仅一套破官服。

    艰苦奋斗历来是我党政治本色，许多共产党人把能贫当作一种从政的品格和境界。方志敏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其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英雄模范，把能贫当成抵制腐朽思想、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清贫一生、奋斗一生。在宁波，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颜志定安于清贫，为党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逝世时遗物只有一把旧藤椅、一摞工作笔记、一橱证书奖状。可见，官贫与官清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有人或许会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还要提倡能贫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今天再提“当官能贫”并不是要回到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是在贪腐成为社会公害的情况下，要求官员固守清贫观念，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崇尚和践行艰苦奋斗精神。

    能贫是清廉的思想基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然选择从政之路，就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廉为美、以清为荣，奉公守法、杜绝贪欲，俭朴无私、两袖清风。

    作为官员，组织上已经给予相应的物质待遇，就应量入为出，过跟自己经济收入相匹配的日子。然而，一些干部眼看别人大富大贵，觉得自己寒酸，于是追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导致精神“钙质”流失，思想防线崩溃，在奢靡的生活享乐中腐朽堕落，将手中权力当成“致富”资本，在权钱交易中醉生梦死，最终滑向罪恶的深渊。

    能贫是清明的重要条件。一个能贫的干部，正心为本、志存高远，政治敏锐、信念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对政治风险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们跟群众打成一片，吃嘛嘛香，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脚泥，对民间疾苦、群众愿望了然于胸，想问题、做决策，站在大多数人立场上，心无旁骛地为民谋利，因此能够发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精神动能。

    一些官员利欲熏心，热心傍“大款”、近“大腕”，对不法商人敬送礼金、恭请赴宴、曲意逢迎等“礼遇”一律笑纳，被邪气熏得昏昏然、飘飘然，抗不了干扰、挡不住诱惑，按照“送钱便有理”的歪理，谁“孝敬”的数额大、甜头多，天平就向谁倾斜，在中饱私囊、权钱交易后以私情废公义，把党纪法规、群众利益统统抛在脑后，必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能贫是清正的动力源泉。清正既是品质要求，也是能力要求。一个官员去庸俗、远低俗，对物质利益不存非分之想，修身慎行、怀德自重，品行端正、办事公正，光明磊落、正直坦荡，做到信仰坚贞、信念坚定、信心坚决，面对诱惑，就能始终守住正道本心，秉公用权，执法如山。

    中国式现代化充满风险挑战，能贫的干部富于牺牲精神，更能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顽强拼搏、勇毅前行，用突出的业绩获得人民的尊重、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