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九世孙王篪曾为龙泉山作铭。（方其军 摄）

    在中国文学“天团”唐宋八大家中，苏轼和王安石应该说是北宋特别耀眼的存在。如果没有他们，北宋文学的光辉似乎就会黯然许多。他们原是惺惺相惜，因对“新法”持不同见解，交往就有了障碍。然而，彼此的欣赏与尊重，还是稳定的。王安石长苏轼16岁，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对命悬一线的苏轼施以援手。两人被传为经典的面谈，是元丰七年（1084年）在江宁的相会。然而，我发现他们都写过余姚龙泉山。不是“线下见面”，只是“错时神交”。我想，从历史长河观照，两位的诗句在龙泉山沉淀，亦可称为“相遇”吧。

    清光绪《余姚县志》称：“龙泉山，在秘图山西一里许。旧名灵绪山，亦名屿山……山腰有微泉，未尝竭，名龙泉。”苏轼涉及龙泉山的诗句，出现于诗作《送刘寺丞赴余姚》，他感叹“余姚古县亦何有，龙井白泉甘胜乳”。“余姚古县”一说，对于范仲淹在《送谢景初迁凭宰余姚》中的“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似是有力的互证。在遥远的北宋，那些与余姚并无关联的顶流人物，如此众口一词地对余姚自然流露久仰之意，表明余姚在北宋之前就积淀深厚、名扬四海。当代余姚人，对于历史上的健硕文脉，足可引以为傲。而龙泉山，毫无疑问是不可替代的符号。

    诸君分析范仲淹所说的“二山”，到底是哪两座山。我想，从北宋及以前的余姚县城规制看，不管另一座是指秘图山、玉皇山还是胜归山，第一座肯定是龙泉山。但，范仲淹毕竟没有点名，且亦未对龙泉山作具象描写，故较难称之“相遇”。至于苏轼说“龙井白泉甘胜乳”，是从何得来的认知，我一时无从考证。但，我相信，以苏轼的境界，以落笔风雷无一字没来路论，他的红口白牙、白纸黑字必有掌故。龙泉山上的石井，我是常常去观察的。无论春夏秋冬，确实是不曾枯竭。井身幽深，俯身探视，呼吸间透着沁脾凉意。想象在古代夏日，山中漫行微汗津津，饮一口甘泉，大概是能解乏去暑的。一座山，毕竟高出平地不少海拔。可是泉水不止不盈，不由令人觉着与传奇中以海为居的龙有关。

    关于苏轼《送刘寺丞赴余姚》，我在2022年3月甬派四明文艺频道“不惑集”专栏专门作过解读。清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八列“职官表”，记录余姚历代主政官员。在刘㧑的名后，我读到《送刘寺丞赴余姚》。刘㧑，字行甫，长兴人，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元丰二年（1079年）出任余姚县令。显然，《送刘寺丞赴余姚》一诗就写于那年。那年春，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太守。此诗结尾：“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纪晓岚评注称：“末句未甚解，再详之。”这是纪先生“万宝全书缺只角”。顾渚属长兴，盛产茶叶，相传是陆羽《茶经》著述地之一；日注，亦是名茶一种。苏轼的意思，以顾渚春茶制为日注，用余姚龙泉井水冲泡品饮，刘㧑摊上这等惬意日子，称得上“人生赢家”了。

    苏轼写作《送刘寺丞赴余姚》时，王安石早已推行“新法”多年。王安石写关于余姚龙泉山的诗，应该更早。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出任鄞县令，在岗三年。彼时，出远门通常是择水路，从鄞县返京或返乡，必经余姚。王安石对余姚是不吝笔墨的。比他年长一岁的谢景初于庆历六年（1046年）出任余姚县令，都是年轻有为，可想而知交游甚密。王安石留有诗作《泊姚江》：“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唤取仙人来住此，莫教辛苦上层城。”这“山”，虽如范仲淹未予点名，但，可想而知是龙泉山。对山腰上的龙泉井，王安石在诗作《龙泉寺石井》中更有细腻描写。其一，“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其二，“人传湫水未尝枯，满底苍苔乱发粗。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龙无”。十多年后，苏轼因刘㧑而与王安石在龙泉山的井边“相遇”了。

    余姚城有龙、凤、龟、蛇四山。凤山，又名玉皇山，在城区东北侧。“龟山，本称竹山。史志称，‘竹山象龟’。”蛇山，城区东南侧。余姚城中，另有名的山有秘图山、胜归山和客星山。一座座山，都很有来历。比如胜归山，胡宗宪曾“众筹”买山以绝山石被滥采；比如客星山，曾出土“两浙金石之冠”汉三老碑……然而，在通常的认知中，余姚城最有名的山，还是位于城区中心位置的龙泉山。异乡人对龙泉山瞩目，里人更不必说了。比如阳明先生写下《忆龙泉山》：“我爱龙泉寺，寺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哈，还是写到了龙泉井水，这是王安石与苏轼都写到过的龙泉山和龙泉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