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丹文

    2023年中秋时节，收到了竺济法先生《茶史求真》一书。竺老师是我的老熟人了，相识近30年。他又是甬派四明文艺频道的特约作者，开设的“茶竹居说茶”专栏已超过70期，其用心和勤勉，非常难得。

    竺老师浸淫茶文化已有40年，记得20世纪90年代，上海曾出版一套风行国内的“五角”丛书，其中《名人茶事》就是由竺老师编写的。当时，他走的是茶文化大众传播和普及的路子。及至新世纪初，他开始关注并从事茶文化的学术研究，已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茶文化论文30余篇。

    竺老师的学术研究拓展到茶文化的角角落落。《茶史求真》分六辑，分别为“溯源辨正”“陆羽与《茶经》”“茶史探微”“茶禅辑要”“茶史撷英”“宁波茶史采华”等，“溯源辨正”自然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

    这些年来，随着“茶为国饮”的意识深入人心，茶文化传播和研究也空前繁荣，但热闹之中，不免泥沙俱下。也许在竺老师眼中，令人难堪的一点就是各地、各方从本位的利益得失出发，“虚假的茶史茶事，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而这些虚假的茶史茶事得到了所谓专家、大家甚至权威的认可”。一些地方宣扬茶文化好大喜功，在没有学术依据的情形下，“追古”“求古”现象严重，虚构所谓茶祖，茶史被无限前推。而茶叶市场借所谓“故事”，炒高价格，让非专业人士一头雾水。

    书中，《各地四种茶文化“宣言”“共识”中的茶史与学术错误》一文，尤其振聋发聩，他对四川雅安有关人员将南宋之后出现的虚构僧人吴理真臆断为公元前53年“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的茶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吴理真：糅合多种人物元素之南宋虚构神僧》一文中，竺老师又钩沉爬梳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再次论证当代一些人士刻意“指鹿为马”，虚构吴理真为蒙顶山西汉茶祖，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诚信。

    历史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竺老师深知这个道理，在茶文化的研究实践中，去伪求真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他的一些文章，触及了个别地方、某部分人的利益，这“穷原竟委善求真”的执着，与他不媚俗、不怕得罪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在《当代陆羽研究之伪命题三例》中，对“茶圣”陆羽在余杭著《茶经》、终老湖北天门以及陆羽与女诗人李冶是恋人之说，都提出了不认可的意见和结论。这让湖州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西廷拍手称快，认为其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理直气壮”。而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著名茶文化专家王岳飞亦称竺老师为“茶文化界最说真话之学者”。

    竺老师曾对我说，茶史上一些所谓的权威说法，很多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而通过他的研究，该语最早出自清代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而陆羽的《茶经》也没有《神农本草经》茶事记载。不过，这并不影响神农作为中国“茶祖”之地位。他认为，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引用至学术文章中，无异于“皇帝的新装”，令人不齿。

    当然，竺老师的《茶史求真》并不全是质疑，在很多文章中，他遍寻史料、历经考证，提出了新鲜的观点和说法。

    比如，“吃茶去”禅语作为茶文化第一公案，早已广为传播，一般人认为赵州高僧从谂应为源头。而竺老师经过细致考据，确认明州天童寺咸启禅师在稍早之时已有“且坐吃茶”之说，两者不约而同。他进而提出“天童寺是中国茶禅文化三大源头之一”的观点。

    在《历代三地“茶都”之形成与兴衰》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东晋、南北朝之建业、建康（今南京），唐代之湖州，以及宋代以来的杭州，为有史以来中国三大著名“茶都”。竺老师从茶叶产区、标志性茶人茶事以及茶文化诗文典故入手，收集了三大“茶都”翔实的史料和证据，其观点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在此书的附录中，竺老师这样总结自己多年研学茶文化的体会：以工匠精神从事茶文化学术研究。此言不虚，如同真实亦不虚。“学风求正，文史求真”，是竺老师赠我此书时扉页上所题，也是他这些年来茶史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