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台第正门（应敏明 摄）

章得象（资料图片）

南宋《宝庆四明志》关于红莲阁的记载。（庄杰 供图）

光绪年间用古红莲阁标注月湖北岸偃月堤上的区域。（庄杰 供图）

银台第内的今白华堂（庄杰 摄）

    庄 杰

    他是宁波走出去的北宋宰相，比王安石还早几十年。他在宁波任职期间建造的红莲阁，历经千年，至今仍被人怀念。

    他叫章得象（978年—1048年），字希言，福建浦城人。咸平年间进士，北宋政治家、诗人。宋仁宗朝宰相。

    宁波月湖古称西湖，自宋以来，人文渊薮。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时任明州通判章得象在月湖北岸即现在“银台第”址建起了红莲阁。

    月湖区域最早之人文建筑

    月湖北岸银台第正大门上挂着一对木匾“古红莲阁 今白华堂”，述说着此地乃红莲阁旧基。晚清学者、自称“鄞西老圃”的陈劢曾写有月湖古迹五首，其中一首为《章郇公红莲阁》：“郇公宋贤相，曩昔倅明州。种莲向湖上，高阁临清流。凭阑试一望，霞彩明双眸。往迹今已杳，肃疏红蓼秋。”红莲阁虽已不存，诗里传递的意象却格外传神，表达着对章郇公得象的景仰。

    红莲阁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舒亶的《西湖记》:“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久废矣，独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北有红莲阁，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尝倅是州，实创之，有记焉。”此记作于1094年，全文收录于宁波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中。这也成为后世传述红莲阁最主要的凭依。

    舒亶，今余姚大隐舒夹岙人，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中进士后，曾任监察御史里行。因苏轼作诗讥讽王安石变法，站在新党的立场与同党一起弹劾苏轼，是酿成“乌台诗案”的主要参与者，历来为后世诟病。也因为党争，不久亦遭贬谪，黯然回乡，遂迁居月湖畔。直到1094年才复起，至此傍湖而居已十余年。复起前夕，对月湖相当熟谙的舒亶，写下了《西湖记》。

    有关月湖的形成，《西湖记》云：“盖尝闻之父老，明为州，濒江而带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饮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备旱岁”，说月湖的水源之一来自它山堰。

    文中对湖中湖边之建筑也一一记述：大中祥符间（1008年—1016年），章郇公建红莲阁于湖之北岸；天禧间（1017年—1021年），李夷庚建憧憧二桥于湖中央；嘉祐中（1056年—1063年），钱君倚修憧憧二桥，并筑桥廊和众乐亭；僧人建寿圣院（湖心寺），是在治平间（1064年—1067年）；元祐癸酉（1093年），刘纯父完成“月湖十洲”工程，等等。

    由此可知，红莲阁是月湖区域最早的人文建筑，距今已逾千年。

    建造红莲阁之章郇公得象

    建造红莲阁的章郇公，名得象，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及第。宋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时，章得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仁宗锐意进取，重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章得象因为清廉忠诚，不依附任何权贵得以任用。庆历七年（1047年），章得象被封为郇国公，1048年去世，谥号文宪。

    文学家、诗人宋祁，与章郇公同朝为官20余载，相知甚深。宋祁撰写的《文宪章公墓志铭》详实记载章郇公的生平事迹。“会东封泰山，大臣引公签署兖州观察判官事。以办治劳，迁太常博士，通判明州。岁以屯田、都官二员外历，知台、南雄、洪三州事……”东封泰山，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事。章郇公因做事有功得以迁明州通判，接着又知台州。

    通判一职，《宋史·职官志》中提到“复设通判以贰之”。欧阳修《归田集》中解释为“诸州通判，既非副二，又非属官”。通判虽然级别略低，却不是知州、知府的副手或者属下。北宋复设通判的初衷，是以通判监察和平衡州郡长官，共同治理政务，并有向朝廷报告的权力。北宋，通判又称“倅”或者“倅贰”，舒亶所说的章郇公“尝倅是州”指他升迁为明州通判。

    北宋初期，对于一般的州，仅设一通判，而在大郡各置两员。章郇公通判明州时应只是一通判。到了宋仁宗时出现了“添差”制度，宋哲宗时可能就有添差通判，到了宋徽宗时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至此，一般的州就有了二通判。

    章郇公在大中祥符年间到宁波任职，基本能考定其更准确的年份。从宋祁提供的履历，章郇公来甬的上限年份为东封泰山的祥符元年（1008年），下限年份为其任职台州时。查光绪《台州府志》，在《名宦上》有“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进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台州，简重有实政”记载。

    检索文献，发现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曾通判明州的石待问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撰《皇宋明州新修保恩院记》，另有文献说，祥符二年十月石待问已有新的任职，不在明州了。

    章郇公接任石待问的时间为大中祥符二年，他通判明州是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即公元1009年至1011年。这也是红莲阁的建造时间。

    舒亶说章郇公建造红莲阁“有记焉”，可惜此记没有传下来。红莲阁的形制、规模等都不清楚。至于其用途，因为北宋明州通判东厅，包括后添差通判使用的通判西厅是在子城内仪门的东西两侧，所以当时红莲阁不会是官署，很有可能是他的寓所。红莲阁离子城内通判厅很近，南向临湖，环境上佳，空闲时或观景或读书乃一大乐事。

    取名“红莲阁”应缘于章郇公性喜红莲。理由大致有三：

    其一，“种莲向湖上”“莲渚熏谈席”，弥漫着君子爱莲的风雅。如果周敦颐早生几十年，可能会遇知音，不至于在《爱莲说》中发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之叹。

    其二，因近佛而喜莲。北宋初期对佛教持肯定态度。入宋以来，文人士子主动研习佛学义理思辨，促进了宋儒理学的成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章郇公也是近佛之人。《全宋诗》收录其17首诗，大多数是他离开明州后，在知台州的闲暇之际写成。内容基本为游历山寺，或唱和寺僧所作。

    其三，章郇公喜莲，也与他人品清洁相印证。《宋史·章得象传》有记载：“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献太后临朝，宦官方炽。太后每遣内侍至学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书凡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品格如此，青史流芳。

    在章郇公通判明州的两年间，长子章释之也喜欢上这明山秀水的四明大地。他的后裔在明州（今慈溪、余姚等地）繁衍生息，并编纂《慈水干溪章氏宗谱》。

    千年红莲阁之流变

    从地方志等有关文献，可以看到红莲阁的大致流变。

    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虽没有“红莲阁”条目，但舒亶《西湖记》中有记载，后世的方志基本采用舒亶的说法。《西湖记》还提及郡酒务：“阁之北，即郡酒务。”由于相邻，两者在以后的时空中有交集。

    南宋《宝庆四明志》里有“红莲阁”条：“子城西南八十步，皇朝宰相章郇公得象尝倅是邦，大中祥符间建”。在介绍醅酒库西库时提到：“醅酒库创于端平三年，醅酒西库在红莲阁，徙河利桥。”指出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红莲阁成为醅酒库西库。大概是由于交通方便，便于醅酒（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运输。

    南宋名臣楼钥的《庆元府通判南厅壁记》可能写于庆元年间，提及“参政钱公”曾重建红莲阁。“参政钱公”即钱端礼，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宋史》中有他的传记。绍兴七年（1137年），钱端礼通判明州。在《宝庆四明志》介绍“通判东厅”提到，他在蟾桂堂前种了桂花树。

    钱端礼在绍兴七年或其后几年重建红莲阁，距离章郇公建造红莲阁过去了差不多130年。重建红莲阁的初衷应该是为南渡人士的居住更加安全和舒适，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红莲阁的生命。这也是两位明州通判的缘分。

    宋宁宗赵扩在藩邸时，遥领明州观察使，1194年宁宗即位，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1195年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地位进一步重要，庆元府设置有三通判，把月湖北岸的郡酒务和红莲阁变作了通判南厅。

    只是通判南厅存在的时间不长，其后的端平三年（1236年），红莲阁就成了前面《宝庆四明志》所说的醅酒库西库。

    值得一提的是，《宝庆四明志》“都酒务”条说“绍兴五年，以其地为通判南厅”，这个时间和楼钥的《庆元府通判南厅壁记》中指出的明州升为庆元府后才有通判南厅的时间差距甚大。笔者认为楼钥记载有根有据，疑《宝庆四明志》里“绍兴五年”为“绍熙五年”之笔误。

    元朝《延祐四明志》在卷八“公宇”这样记载红莲阁：“在子城西南八十步，大中祥符间建。”该志对古迹如有倾废者会批注“今废”或“后圮以风”。红莲阁处没有批注，显示元延祐年间红莲阁还存在，位置在子城西南八十步。

    明朝《嘉靖宁波府志》在卷十九“古迹”中也记载了红莲阁：“在子城西南八十步，大中祥符间建。”该志对部分古迹也有加注“今废”。红莲阁处没有批注，显示在明嘉靖年间红莲阁仍存，仍在子城西南八十步。

    必须强调，有资料认为在建炎年间或宋元变更时，郡城遭兵燹，郡酒务周边等大批建筑被焚毁。但1999年宁波市文保部门在月湖景区9000多平方米的考古挖掘范围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平河桥岸），未发现有火烧痕迹的遗物。考古结论也支持延祐、嘉靖两志有关红莲阁当年还存在的记载。

    清朝《雍正宁波府志》卷三十四“古迹”里，已不见“红莲阁”条。此时红莲阁应已不存。

    《同治鄞县志》对红莲阁有注释：“众乐亭之北有红莲阁，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得象尝倅是州，实创之，有记焉（后加夹注：舒亶西湖记）；北宋时城中维舟之地，在红莲阁下，南宋始移平桥（后加夹注：全祖望湖语注）；当在湖北偃月堤之上（后加夹注：四明谈助）。”这一条扩展了对红莲阁的认知。

    再来看在红莲阁故址筑屋的童氏家族，能更准确得知红莲阁在万历前后已不存。

    银台第主人童槐（1773年—1857年），曾任江西、山东按察使，后改任通政使副使。其子童华以礼部右侍郎入上书房行走，为光绪帝师。童槐孙子也有进士及第。一门三进士，红莲阁的故址真乃风水宝地。

    童槐撰有《双柑堂记》，有一段记载说明：他的七世祖曾在红莲阁遗址上建房，可惜康熙年间遭火毁，后来曾祖父又往东建了房子称为双柑堂，正室名叫“绳武”。月湖童氏，童槐为十三世，与其七世祖相差六世，因为是大户人家，相差的六世推算其间隔约180年，大致推定其七世祖出生在1593年左右，为明朝万历间。

    文中还有一处涉及红莲阁，大意是童槐在火灾后空着的原红莲阁旧址上建起了“银台第”，其正堂曰“今白华堂”，想来是与“古红莲阁”相呼应。童华为其父编刊诗文集《今白华堂集》，《双柑堂记》编辑在《今白华堂集》四十六卷中。

    童槐对章郇公及红莲阁充满了敬意。写成的文章，落款为“敬题于古红莲阁”；童槐也留下诗作《红莲阁怀章郇公》以致敬先贤：

    天宪公辅器，仪表朗琨玉。

    清忠绝附丽，当宁资启沃。

    昔来倅是邦，寓寮遗芳躅。

    高阁衔山青，朱华冒湖绿。

    转辗五百载，吾家此老屋。

    小子仰风规，棠阴如在目。

    古红莲阁虽已不存，但仍被记住。在晚清和民国时，“红莲阁”演变成一处地名。光绪七年《宁郡城河丈尺图志》的《月湖图》，用古红莲阁标注月湖北岸偃月堤上的区域，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宁波城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