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童寺第一道山门“伏虎亭”。

今小白岭上的揖让亭。

天童寺保存的明代“千僧锅”。

天童寺新建的千佛亭。

    李广志 文/摄

    宁波文化史上的天童寺

    天童寺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天童寺几经磨难，曾遭受台风和暴雨的摧毁，每次又得以复兴。

    唐代至德二年，即757年，天童寺从东侧山上搬至今天的位置。唐肃宗赐名“天童玲珑寺”，从此天童寺开始走上兴盛的道路。目前保留的万工池，就是从那时开始修建的。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赐字并书写“太白名山”。宋嘉定年间，天童寺被列为“禅院五山十刹”中五山的第三山，在江南佛教文化中居领先地位。宋元时期，天童寺成为日本、高丽曹洞宗的祖庭，天童寺的曹洞宗、临济宗思想均在东亚佛教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册立天下寺名时，定名为“天童禅寺”，赐“中华禅宗五山之第二山”。清代，则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

    天童寺不仅是一个建筑，一个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天童寺及其周边，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走过松林步道，进入天童境地，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概括就是“青山捧出梵王宫”。

    天童寺古松道上有三道山门，第一个是伏虎亭，第二个是古山门，第三个是景倩亭，又称“更衣亭”。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佛教徒到此搭衣。

    此外，天童寺还有许多人文景观，包括建筑、园林、诗文、楼台、碑刻、书法、绘画等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所说的天童，不仅是宁波的天童，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天童，同时也是东亚文化圈共同的天童。

    镇蟒塔与揖让亭

    如今，在鄞州区东吴镇小白村，保存着一条小白岭古道，沿着古道往上走，就到了小白塔。关于小白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唐会昌年间，心镜禅师任天童寺住持。小白岭上有一条巨蟒，经常出来作祟，行人深受其害。于是心镜禅师投给蟒蛇一些馒头，并运用神通法力将食物变成“馒头石”。蟒蛇吃不下，死后化为灰烬。为防止蟒蛇再次作乱，禅师建塔镇之，称其为“镇蟒塔”或“五佛塔”。

    南宋时期，鄞县人张孝祥（字安国）考上状元后，在朝廷做官。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一月，他回到家乡，同阿育王寺住持大慧宗杲禅师一起去天童寺拜访住持宏智正觉禅师。当他们二人走到小白岭的镇蟒塔附近时，宏智禅师早已在那里等候。两师相见，喜出望外。在亭子就座时，他们互相谦让，礼数有加，谁也不肯落座，最终两人都坐到土台上。张孝祥见此情此景，感慨万分，赞叹道：“三代礼乐，今归释氏矣！”于是，他给亭子题了匾额，名曰“揖让亭”，以示纪念。20世纪60年代，因修公路，揖让亭移至塔侧。目前所看到的“揖让亭”匾额，是后写上去的。

    可见，无论是镇蟒塔，还是揖让亭，都有美丽的传说，他们是天童的珍贵文化遗产。

    天童寺里的餐厅及大铁锅

    天童寺里的餐厅称作“供应堂”，又作“斋堂”，是僧众吃饭的场所，为明代建筑。一般情况下，餐厅的中间诸位是固定的。谁的位置？自然是本寺院的住持之位。但是，天童寺的供应堂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中间位置供奉着一尊佛龛，里面是弥勒菩萨。在它对面才是住持座席。这也是天童寺的独特之处。

    为什么如此布局呢？相传，明代复兴天童寺的密云禅师在任期间，一日午间开饭的时候，有一个外地云游僧，一屁股坐在住持席上，坐下就不动了，纠察僧怎么劝阻也不肯离开，揪他耳朵也不下来。正在纠缠之时，密云禅师进堂，阻止了他们的纠纷，让云游僧在那位置上吃饭，自己在对面设座。从此以后，天童寺住持席就挪到了主座对面，原席位建龛供佛，传承至今。

    为了纪念此事，现在供应堂正中央的佛龛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

    弥勒示贫相 稳坐主位 当纠察拖耳耳拖长

    密祖现海量 喜让客僧 命侍者移座座移位

    密云禅师被尊为天童寺重兴之祖，对天童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天王殿”三字匾额，就是密云禅师于崇祯八年（1635年）手书。

    天童寺保存有一口铁锅，此锅巨大无比，深1.07米，口径2.36米，重约2吨，被称作“千僧锅”。锅沿上有两处铭文，一处写：“大明崇祯辛巳十四年仲冬重铸造”，另一处写的是：“锡山良冶曹二房造”。由此可知，这口锅铸造于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

    那么，铭文中的“锡山良冶曹二房造”，又为何意呢？锡山，指的是今江苏省无锡市。在明代，无锡冶炼坊业比较发达，无锡有曹氏三兄弟，他们各自经营一家冶坊，分别称作曹大房、曹二房、曹三房。曹氏冶坊所造的铁器色泽黑而光亮，表面油润细洁，故有“良冶”之称。天童寺的这口巨锅，就是曹二房铸造的，并且从无锡运至天童。

    可见，天童寺里，围绕着饮食、餐具、餐厅，有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文化遗产和故事。

    天童寺与中日文化交往

    天童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海外传播广，尤其在日本产生过不小影响，这也是日本称宁波为“圣地宁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有一位日本僧人叫龙山德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抵达宁波后，因未获准上岸，就想偷渡进城。他半夜偷偷地爬过城墙，一下子跳进城内。如此高大的城墙，他竟然能翻进去，其勇气可想而知。他跳进城内，恰巧坠入一个富豪家的院子里，被守卫捕获。据《龙山和尚行状》记载，当抓到他的主人问其为何偷渡时，他用笔答曰：

    我在日本，远闻天童和尚道风，故来，求出生死道也。

    由此可见，天童寺禅法在日本有多么大的名声。龙山德见为了能去天童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背负偷渡的罪名也要一睹天童道风。幸好，主人夫妇素来信佛，第二天，主人带着他拜会了时任天童寺住持的东岩净日禅师，告知此事，偷渡事件才得以圆满解决。

    龙山德见来宁波的时间是1305年，此时的天童寺已名扬日本。那么，天童文化又是如何走出宁波而影响日本的呢？通过了解几位日本僧人的事迹便可略知一二，他们是：荣西、道元和雪舟。

    荣西是日本临济宗祖师。他曾两次入宋，他的入宋求法之路，在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一条鲜明的文化交流轨迹。

    第一次是1168年，四月三日出发，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宁波。这期间，他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巡礼天台山五百罗汉，停留4个月后回国。

    第二次是从1187年至1191年。在宋生活5年，这期间，初于天台山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修学禅法，并随其来到天童寺学习。虚庵见天童寺的千佛阁破损严重，发愿重修。荣西得知后，为报师恩，欣然许愿，提出回日本后愿寄来良材，以助修复千佛阁一臂之力。

    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秋七月，荣西乘杨三纲船离开明州。回国后，果然从日本运来大批木材，以援助修建破损的千佛阁。楼钥《千佛阁记》载：“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可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千佛阁已不复存在。但是，天童禅寺在内外二“万工池”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一个千佛阁遗址，称“千佛亭”，以期复现当初的这一段历史。

    1223年，五月四日，日僧道元正在船上和日本船长聊天，一位老僧上船来，欲购买日本产的香菇。道元一边劝茶，一边询问，得知老僧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典座。于是，二人促膝长谈，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这一段经历，不仅令道元本人终生难忘，同时也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道元在《典座教训》中记下了当时的精彩瞬间。典座，相当于禅寺里的厨师长。

    二人交谈完后，同年七月，老僧辞去典座一职，准备还乡，得知道元在天童山挂锡，特意去看他。二人再度相逢，道元高兴不已，赶紧请教之前在船上留下的文字和修行的问题。典座又给道元指点一番，为道元开启了新世界。典座所言“遍界不曾藏”，指的是大千世界无任何隐瞒，现实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起初，在道元看来，典座一职，只是做些杂务，受苦受累，对于追求修行悟道没什么好处。修行悟道应该坐禅、读经、参话头，而烧火做饭之类的日常炊事劳动与佛道无关。然而，典座开启道元，任何事情都含有禅的精神，炊事也有禅，炊事禅。文字也不可执迷于文字的表象，文字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融会贯通，达到真正的目的。由此，道元最后表白：“聊知文字了辨道，乃彼典座之大恩也。”

    雪舟是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家。1467年，雪舟随遣明使船来中国，从宁波上岸。在宁波期间，雪舟游览了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尤其在天童寺，他获得了“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不是实际职务。天童寺授予他“第一座”，也就是“太白山天童景德禅寺”的首座，也许是因为他是外国僧人，自古以来，对外国友人，我们一般会给予特别的关照。雪舟赴明朝之前，他的僧位是“知客”，也就是寺院中负责接待客人的僧职，僧位并不高。获得“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对于雪舟来说，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也引以为豪，在晚年的书画中，经常以此作为落款。可见，天童寺已深入日本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日本文人及僧侣向往的地方。

    小结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宁波承担了重要角色。时至今日，日本在佛教、艺术、文学和习俗等方面，仍然包含许多宁波元素。天童寺早在1000多年前就影响日本，同时也是日本禅宗文化的源头。在日本禅宗文化形成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天童，且其道风一度风靡日本，成为日本僧俗崇敬的圣地。以天童寺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跨越时空，演奏出一部精彩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文交响曲。

    天童文化，不局限于佛教本身，它已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一座丰碑。尤其以荣西、道元、雪舟为代表的日本求法僧，他们将天童文化传播甚广，他们的事迹留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史中。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天童学”，那么，天童在中国，“天童学”一定会同时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