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田文

    打开《浙江古窑址集遗》厚厚的书稿，全是残瓷、碎片的照片以及鉴赏文字。从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涉及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杭州、湖州、温州、丽水等九个地区，省内陶瓷产地的主要古窑址，几乎被囊括。

    出版这样的一本专著，需要跑多少路？需要付出怎样的心血？只有作者朱勇伟先生甘苦自知了。

    与朱勇伟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文学潮初兴，他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在省内外发表。一个人的变化与追求，有些是旁人难以理解的，一次笔会之后，他就很少出现在文学圈了。后来，大家各忙各的，十多年里竟然不见他的身影。

    2014年，在澳大利亚发展的骆进之先生回乡探亲，一些文友相约聚餐，又见到了朱勇伟先生。席间，他谈论最多的是古陶瓷，还随带一个大本子，里面有图有文。他津津乐道于跑古窑址的趣事，还翻开本子请朋友们欣赏。

    原来，在1984年至1986年间，宁波老城开始拆旧建新，埋藏在地底的文化遗迹重见天日。朱勇伟常能在外运的建筑渣土中发现不少古钱币或有花纹的残瓷碎片。时间长了，慢慢地读懂了它们！

    从此以后，他迷上了这一行，甚至放弃了初有成就的文学创作，他四处寻找挖掘工地。扩建和义路时，挖出的底泥被运到新建世纪大道的工地上，他跟在运泥车后面，风雨无阻。下雨之后，表泥被雨水冲刷，是发现瓷片的好时机。当雨后初晴，朱勇伟便会出现在瓦砾烂泥堆中，寻寻觅觅。他说：“我在寻它们，它们也在找我。它们是有灵魂的，睁着眼，仿佛是在向我倾诉。”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商代出现了原始瓷，汉晚期发展为成熟瓷。英文中的“china”既是中国之意，又是陶瓷之意，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瓷器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而备受世人的推崇。

    远古宁波就有丰富的陶瓷器皿。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挖掘出许多陶器，唐宋时期的上林湖、东钱湖，越窑青瓷更是名扬四海。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陶瓷之路”的重要海港。

    朱勇伟收集了宁波出土的大量古陶瓷标本，卧薪尝胆，厚积薄发，于2007年与人合作出版了《宁波古陶瓷拾遗》一书，收录了近千件宁波老城区出土的古陶瓷标本。宁波文物专家林士民先生对此评价：“别看它们破残碎损，对研究宁波历史却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这本专著出版后，朱勇伟不但没有停步，反而将目光投向浙江全省。

    浙江省有窑址2000多座，但如今尚存的不到1500座。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增多，古窑址急剧减少。看到这一情形，朱勇伟坐不住了，要与时间赛跑！他一个人，骑辆旧自行车，带上补胎工具，背包里塞几块糕点，常常在天未破晓时就出发了。为到达荒野之地，还常常搭乘蹦蹦车、农用车。

    “我不可能像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曲里所唱的，再活五百年，不能跑遍全国的窑址，那就把浙江的窑址跑个大概吧。因为我是浙江人！浙江是瓷的发源地，是现存窑址最多的省。”心存这个念想，他毅然地一次次跑向一个个古窑址。于是，在远离城镇的山坡、峡谷、溪边，在坟墓林立的荒郊，常会出现一位年过六旬老人的身影。

    “孤胆探窑古风何在，千岁残瓷余温尚存。”在跑窑址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经十年，朱勇伟跑遍了省内300多座有代表性的古窑址，积累了约2万片的陶瓷标本。

    在朱勇伟的书房、客厅甚至卧室里，摆满了不同朝代的陶瓷，瓶、壶、罐、盆、盘、杯、碗、碟，整个的，半个的，残损的，一片片，一堆堆，一筐筐，按年代排列有序，并被标上“出生地”窑口名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朱勇伟随手拿起一块残瓷，轻轻摩挲，细细观赏，相看两不厌。

    十年又磨一剑，朱勇伟在这一行中，已成为“业余中的专业人士”。收录于《浙江古窑址集遗》中的陶瓷标本，90%是他亲自寻来的，故而他的著作以实证见长。

    难能可贵的是，朱勇伟还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如诸葛碗（或称暖碗）是什么？业内一直没有定论，朱勇伟率先提出，应定名为“祭盘”，因为有四五片类似的标本，都是从寺院遗址中出土的。另如宁波老城出土的“陶弹丸”，有专家认为是“狩猎”用的，但朱勇伟经过反复比较研究，又根据一次出土数量有四五百颗之多，认定其是防御用的火炮陶弹丸。

    朱勇伟还帮助日本学者村上博优考证出日本“陶祖”加藤四郎的濑户烧启蒙地，就在宁波东乡阿育王寺、天童寺附近。这一观点被采用于村上博优的有关著作之中。

    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手捏一片残瓷，辨别真假，考证年份，寻到“娘家”窑口，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研究、摸索。仅东钱湖一带的窑址，朱勇伟就去了上百次。前不久，本人有幸跟随他去东钱湖探访古窑址。在福泉山下水村一带，发现几个窑址被有钱人圈进，闲人不得入内，朱勇伟非常失望。在蛇山、鼠山，看到几个被盗挖得乱七八糟的古窑址，他又痛心疾首。

    如今，除了上林湖，宁波古陶瓷窑址保存完好的已不多，全省情况也不容乐观，古陶瓷窑址在一天一天减少，因此，出版《浙江古窑址集遗》这样的专著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对于后人研究陶瓷工艺演变、历代人们生活习惯、民俗风情、艺术趣味等，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可以说，朱勇伟是宁波跑古窑址最多的人，也是收藏古瓷片最多、对其最有研究的民间人士，可谓自费寻访全省古窑址“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