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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校师生几乎都已经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师，他还是决定不再上课，只愿在总务处做一个办事员。

　　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人不再掩饰饥饿。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说的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