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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凤英没作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作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正是这个小女孩，二十年后将主演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彻底揭示“文革”灾难的大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那位年轻的演员。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妈妈嘱咐我写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而那时的叔叔，正求助无门。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