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

它山堰

水则碑亭

　　楼滨正  

　　水利兴则天下定、仓廪实、百业兴。中国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国，兴修水利历来被视作治国安邦、造福于民的大事。一部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的治水史，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文明史。上古大禹，顺水之性，变堵为疏，治水终获成功，史载“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更成千古美谈；东汉王景，用“筑堤，理渠，绝水，立门”之法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被誉为“王景治河，千载无患”；北宋范仲淹，以“浚河、修圩、置闸”三者并重之策治理太湖，破解了蓄与泄、挡与排、水与田之间的矛盾…… 

　　宁波是一座濒水而居、因水而兴的城市，域内江海互通、舟楫往来，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三江交汇、气势磅礴。那一脉奔腾不息、注入东海的江河之水，赋予了四明大地的灵气，促进了宁波的兴盛和文化传承，也涵养了宁波的城市文明。有了水的滋润，宁波才得以“书藏古今”；有了水的承载，宁波才有了“港通天下”。与此同时，水虽至柔，善利万物而不争，然有时却又桀骜不驯。故此，勤劳的宁波人民，对水的认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从未曾停止。穿越历史长河，一曲曲治水的壮歌，感人肺腑；一幕幕治水的往事，千载流传；一代代治水的能臣，名垂青史。

　　王元暐与它山堰

　　唐太和七年（８３３），山东琅琊人士王元暐来了。那一年，他才三十出头。此时，尚无任何征兆，他将在鄮县令任上完成一件彪炳史册的作品。 

　　史料记载，王元暐原是京官，生于唐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唐穆宗长庆元年中科，因才华出众，数年间连续升任翰林院编修、朝议郎等职，结果遭人嫉妒诬陷，春风得意之时接连被贬。先是降任金华府七品同知，后调任鄮县县令。假如王元暐仕途顺利，他可能就与宁波失之交臂了。历史的偶然，成就了一个机遇，也成就了王元暐和它山堰这个伟大的工程。 

　　王元暐没有因接连遭贬的曲折仕途而一蹶不振。踏上四明大地伊始，他便深入四乡体察民情，经实地勘察，发现此地“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泄卤之水，冲接入溪”。洪水季节更是“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饮”，黎民百姓深受其苦。遂下决心修建水利工程，以化水害为水利。据史书记载，王元暐“历览山川，相地之高下，察它山水道所历乃喉咽之处，拟筑堰以断咸潮”。公元８３３年初夏，经过一番筹备，它山堰水利工程正式上马。在王元暐率领下，四明山下的百姓众志成城，在巨流之上截溪筑堰。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工，无数日夜的肩扛手抬，一座长１１３.７３米，面宽４.８米，高程３.８５米的堰体终于筑成了。此后，沿江的“乌金”、“积渎”、“行春”三座碶闸等配套工程又得以续建。这样，涝时开闸排洪，旱时顶潮纳淡，鄞西河网的水量可以合理调配，使鄞西平原农田用水得到了保障。

　　它山堰因山得名，距今已有１１８０余年历史，至今堰身稳固，风貌依然，堪称奇迹。神秘的堰体倾斜线，富有创意的粘土碎石夹层，机巧的堰身中空木石构建，以及“十兄弟”为建堰而献身的传说，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思。它山堰也由此成为我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后人为纪念王元暐的功绩，在堰旁建造了它山庙。宋乾道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７３），此庙被敕赐为“遗德庙”；王元暐还先后被宋、清两朝敕封为“善政侯”和“孚惠遗德庙善政灵德侯”。

　　回望历史，樟溪之上，四明百姓搬运石材的号子和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成为千古绝唱；它山堰旁，王元暐挽着裤管卷着衣襟率众治水的背影，凝固成一道跨越千年的风景。

　　王安石与东钱湖 

　　北宋庆历七年（１０４７年），距王元暐率众筑它山堰两个世纪后，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来了。带着夫人一同赴任鄞县令这一年，他２７岁，一个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在今天看来还略显稚嫩的年纪。然而，冥冥之中的安排，使这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与宁波这方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安石（１０２１年—１０８６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后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年）知江宁府，后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提为参知政事，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南京市）钟山。王安石在鄞县任上虽仅有三年，却是他从政的重要起点。

　　满怀济民之志的王安石，深谙“调查研究”之道。其所著的《鄞县经游记》，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原文如下：“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

　　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质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资寿院。质明，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据此，我们大体可以了解王安石这个新任官员的巡视、调研行程：时间———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历时十二日之多；路经———包括邱隘、五乡、大碶、柴桥、东吴、东钱湖、横溪、鄞江、横街、高桥等“凡东西十有四乡”；住宿———在慈福院、阿育王寺、旌教院、景德寺、保福寺庄、普宁院等寺院。这一路走来，可谓顶风冒雨，马不停蹄，且每到一地，都轻车（舟）简从，逢庙借宿，绝不扰民。 

　　在遍访民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后，王安石随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并动员十余万民工开始整修东钱湖。通过“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整修钱堰、梅湖堰、莫枝堰、大堰、高秋堰等湖堰，“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使“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东乡之田连获丰收，民间口碑载道。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岸绿水清，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美誉的东钱湖。为祭祀王安石治理东钱湖的功绩，明嘉靖年间当地百姓建造了“王安石庙”。上世纪末东钱湖畔又临湖修建了王安石公园，王安石所著《鄞县经游记》刻成的碑文，立于公园内。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任鄞县令的当年，夫人生下长女王堇，小名鄞女。鄞女聪慧异常，王安石夫妇十分钟爱，谁知次年因病早夭，后安葬于南郊崇法寺西北的松林中（现海曙祖关山）。据传，王安石辞鄞县令时，曾坐着小船来此与女儿诀别。在女儿坟前，吟读了《解任别女诗》（又作《别鄞女》）：“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去年，我市在祖关山一带大兴土木，实施铁路宁波站改扩建工程。有关方面为留住城市的记忆和文化遗存，特意对鄞女的墓地作了妥善的保护和修缮。

　　吴潜与水则碑 

　　宝佑四年（１２５６）春，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士吴潜来了。与前两位“少壮派”治水功臣不同，吴潜到任宁波时，已年逾花甲。然而，他一踏上宁波这片土地，便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了治水大业。

　　吴潜（１１９５—１２６２）字毅夫，号履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７）举进士第一，授承事郎，迁江东安抚留守。理宗淳祐十一年（１２５１）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次年罢相，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任左丞相，封庆国公，后改许国公。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主政宁波，不仅比前两位到甬时年长，而且官阶要高得多，从政经历也丰富得多，但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太平官”。治郡三年，勤政爱民，政声斐然。到任当年，在今鄞江镇东首修筑洪水湾塘，为阻隔江河之巨防，并修砌长十余公里的“吴公塘”。翌年至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于宁波四乡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其中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设施，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用作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及舟楫交通。 

　　吴潜治水的一大创举是在平桥河（今海曙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创建“水则亭”，设立水则碑，镌刻“平”字于石上，成为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同时，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视“平”字之出没，为启闭潴泄之标准。他亲作《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榜书“平”字之由，强调碶闸是四明水利之命脉。他还在碑文中感慨道：“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吴潜设立的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统一调度的目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城市水利工程的宝贵遗存，也为研究水利发展史和建设城市排涝防洪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除上述三位，宁波史上有据可查的治水能功臣还有不少，如南宋淳佑年间郡守陈垲、南宋庆元年间鄞县令钟廉等等。一茬又一茬的主政者、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不断传承着治水大业。正是有了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宁波才得以在避水之害、兴水之利中续写历史、传承文明，不断发展、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