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生哥和姨妈，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是社会乱成这样，人人无法沟通，个个都走极端，爱恨全成畸形，连他们也活不下去。

　　几天后，爸爸急匆匆进门，喘着气，说：“北京那几个最讨厌的人，抓起来了。三男一女，现在都叫他们‘四人帮’。”妈妈说：“真爽气!”

　　我一听便“霍”地站了起来，说：“爸爸、妈妈，我马上到乡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轮，再乘长途汽车，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进村就见到背靠在槐树上站着的李龙，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声“李龙叔”，他一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他。然后，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着我：“你是谁啊，上海来的吧，那就是……秋雨!没错，秋雨。”

　　“跟我来。”他边说边陪我去见祖母。

　　像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祖母并没有把房门关严，留着一条缝。李龙要去推门，我把他拉住了。我担心祖母那么年老了，经受不住突然的惊喜，便伸手敲了敲门。

　　一个快乐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是祖母。她说：“秋雨到了，进来!”

　　我连忙推门进去，走到祖母跟前，弯腰捧起她的手，问：“祖母，您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着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里没有人会敲门，要敲也不是这种敲法；第二，我知道你这两天会回来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挂着的一个拉线广播盒子，每家门口都有。

　　祖母还是祖母，判断力无人能及。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但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满眼佩服地乖乖点头。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在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全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顿进了一步，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坚决不同意。叔叔哪里想得到，为自己写最后一切的，就是这个曾经被他彻底排斥的老赌徒，不仅名字，而且“同志”。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冬天，我家的楼梯有点拥挤。

　　家里人都陆续回来了。为了补偿多年来在外面对这个楼梯的想念，每个人登楼时都故意把脚步放重。“嘭、嘭、嘭”，觉得这下终于踩实了，不在梦里。敲门声更多，一听到，家人又会“嘭、嘭、嘭”地冲下楼梯去开门。然后，好几个客人的脚步声就传了上来。

　　有客人来，妈妈又要去擦拭楼梯扶手了。但下去两次，都笑着上来。原来那么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袄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纤尘不染。妈妈故意拿着一块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来后把那块抹布塞到我眼前，说：“真是，连一丁点儿的污渍都没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

　　来得最多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爸爸与他们见面，完全不存在“劫后余生”的喜悦，而是非常尴尬。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冲到爸爸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老余，那次批判会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强要我……”爸爸这才明白，现在单位里已经反了过来，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