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新苗》的作者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

　　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剧作者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也在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大方向上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持不同政见者了。但他能有什么政见?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持不同政见者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他呀，就是喜欢在生活中演戏，职业病。”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新问题，我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但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好与我们前几天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你去找他了?”我问。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