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千里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睛，万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被一群豺狗围袭，难道视而不见？”

　　“好，机锋很健！”杨长勋看着我说：“我同意齐先生的看法。那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反盗版宣言》。由于影响太大，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软硬不吃。正好那个姓孙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场合不清不楚地说你是他的‘当年同事’，被北大一个与你同姓的学生听到了。这个余家学生在‘文革’时还是婴儿，就凭着臆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你，说你就是‘石一歌’，结果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盗版集团一资助，更是火上加油。看那些文章，好像都打了鸡血针。奇怪的是，报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

　　杨长勋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材料，逐一介绍起来———

　　“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

　　我看到，齐华的嘴张大了，很久合不上。他好像也没有读过这种文章。

　　“这儿，湖南的一本杂志，说你在‘文革’中一跺脚，大江南北都会颤抖。”杨长勋教授翻过几页，说：“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

　　“当然，胆子最大的还是南方那家周报，把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当作了代表国家总结‘文革’的最高形象，整版整版地发表据说是他家里私藏了几十年的清查档案……”

　　“真是叹为观止。”齐华说：“这在别的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嘉年华？”

　　我的眼睛，还看着杨长勋手上那一叠复印件，他还只翻了很小一部分。

　　他瞟了我一眼，笑了：“还早着呢，再说两天都说不完。但我不说了，只想为你作一个概括。前面这些诽谤文章加在一起，给了你一个称号，叫‘文革余孽’。另外还有两个称号，一个叫‘文化杀手’，一个叫‘文化口红’。”

　　“文化杀手？”我问：“这听起来更严重。”

　　“这就是针对你反盗版。”杨长勋说：“你看，这是北京、广州、长沙报纸上的一堆文章，都在批判你的反盗版。他们一致认为，盗版有大功，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生的文化机制，因此是文化杀手。”

　　齐华又生气了，插了一句：“这就是说，谁反抗强盗，谁就是杀手！”

　　我说：“我根本还没有反抗呢，只说了几句话。”

　　齐华说：“我看市面上你的书，九成是盗版。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但没有风险。”

　　我又把脸转向杨长勋：“怎么又是文化口红？”

　　“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