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问：“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呢？”

　　他们说：“现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人把比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公众人物’，说他们不够成熟，法院要锤炼锤炼他们。”

　　我无言。但最后还是嘟哝了一句：“难道是中国法律成熟？在上一代‘公众人物’巴金、老舍、严凤英全都陷于大难的时候，它在哪里？”

　　当然，这些法官也会让上一代的“公众人物”接受锤炼。可惜“公众人物”不争气，大半给锤炼死了。

　　住在深圳也成了问题。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尽管我心里还在争辩。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汇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这次回上海，发现这座老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深圳。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很多“超市”的涌现。我陪着爸爸、妈妈去了一次徐家汇的东方商厦，把两位老人家吓着了。他们辛劳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世间居然有那么多光鲜的物品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但对这种自由，他们一时消受不了。走在里边，他们觉得自己又土又老，怕走错路，说错话，直到出了大门，才舒了一口气。

　　我陪着他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对面，隔一个热闹的路口，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货商店。这种百货商店是爸爸、妈妈熟悉的，但我不想陪他们过去，怕他们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难过。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他说：“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绝大多数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转制后很可能倒闭，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

　　“老职工？”我突然问，“你们的退休职工中，有没有一位很像观音菩萨的老阿姨？”

　　“她姓什么？叫什么？”经理问。

　　“不知道。”我说，“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过棉衣柜台。”

　　“老式百货店分工不明确，这么多年了，人员变化很大，没有名字很难找，我问问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