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爸爸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没有找错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见到了姨妈和益生哥，一定不知从何说起。姨妈太在乎自己儿子的成功了，而益生哥又把自己的麻烦看大了。爸爸能在人世间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从来不看重成败得失。他最后没有能过得了我这一关，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那股黑势力实在太大。我想他已有预感，就像他强过祖父，我也会强过他。因此，他是死于愤怒，而不是死于害怕。

　　因为我爸爸的突然离去，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事实证明，那些诽谤文章对我们的长辈有最直接的伤害，而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官办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文化素质”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50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但是，可能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

　　这是只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聪明点子———

　　第一，向着“文史知识”的当红热点冲击“文史知识”，立即就能成为新闻焦点；

　　第二，凡是买过《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去买一本他的“纠错本”，因此几天的发行量就能赶上《文化苦旅》十几年的结果，而且，很多刚刚听过我讲评文史知识的电视观众也会去购买；

　　第三，现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识，又都很忙，书买来后看不明白就搁在一边了，没有时间去仔细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了，又写了反驳文章，也没有媒体会刊登。因为媒体只报道名人出错，不会报道名人没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