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虎

　　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三叔从北方的城市调回家乡工作，他有一辆公家配的自行车。那时候，家乡是很少见到自行车的，路上出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会引来很多人的目光，比现在的“奔驰”轿车还要气派。

　　上世纪60年代，家乡还没有通公路，大一点的是碎石板路，高低不平，路两边还杂草丛生；小一点的就是那种“走的人多了”的土路，又狭又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有自行车，没有高超的车技也是无法骑行的。农村人多不会骑车。当年供销社到过两辆永久牌自行车，挂在墙壁上好几年都无人问津。后来，自行车凭票供应了，很多人还一直后悔当初为什么没下手买。我很佩服一个文山人，他的车技简直就是杂技，能在水泥船不到２０ｃｍ的船舷上骑行，并在船头掉头。这人常常来二六市，当他双手离把，在高高的官路上颠簸时，路下那些正在耘田的农民都会抬起头来投去好奇的目光。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个子还很小，也缠着三叔教我骑车了。当我不用人扶也能骑行时，就大着胆子、歪歪斜斜地冲出晒谷场，磕脚绊倒地上路了。这以后，只要三叔一回家，不管田里的劳动有多累，即使是“双抢”大忙季节的“盛当昼过（正午）”，也会在收工后向三叔借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沿着晒满稻草的河塘去骑上一两圈。我掉进过河里、翻进过稻田、也撞到过墙上，经常弄得泥猴似的。当然，我后来的车技还真的不错，能从狭窄弯曲、坡度很陡的鸡鸣岭卵石路上直接骑下来。那年夏天，我小叔也赶时髦买了一辆很旧的二手车，他让我向三叔借车，与他一起去宁波。我俩起了个大早，一人一辆从官路出发，顶着夏天的炎热，来回一百二十多里路，就为了过一把骑车瘾。那是我第一次到宁波城里，街路上还撞翻了人家挑的担子。在开明街口的梅龙镇，小叔买了两杯酸梅汤，七分钱一杯，喝完就打道回府了。第二天，生产队的“双抢”就开始了，割稻时，我几乎弯不下腰，大腿酸痛了好几天。

　　“文革”期间，每逢二六市集市，新浦、附海、观海卫一带的山北人，都会来老街籴米。山北是棉区，粮食不够吃，所以籴米除了自己吃，大多还是贩卖赚钱。他们把自行车当作运输工具，两只轮子承受的重量，山北人的车技、胆量，都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一辆永久牌的重磅自行车，书包架经过加固，两边要挂两麻袋２００多斤重的大米，还要翻越塔岭或杜湖岭。看到他们弓着身子，从我老家门口的河塘路骑过，负荷使车轮过石板时发出沉闷的“咔嗒”声，几乎把我的心都拎了出来，真为他们捏一把汗。

　　到了80年代，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在上下班时间，是大街上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了，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如米袋子、煤气罐等，基本上全靠自行车驮回家。当时的自行车，尽管是清一色的廿八吋、黑色、直档，却是那一代人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农村娶媳妇，往往被女方要求置办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也往往用“永久牌”来迎娶新娘子。有没有自行车，成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标准之一。可以不夸张地说，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当时很多年轻人做过好几回梦之后为之奋斗的目标。

　　大约是１９８４年，我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绍兴产的“飞花”牌。那时要凭票供应，是单位用钢材指标与绍兴自行车厂的车子指标交换的。在当时，能骑“永久”、“凤凰”牌子的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有钱也买不到。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能骑上簇新的“飞花”，已经很被人“眼痒”了。骑自行车上下班，虽然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水，但幸福感还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于这辆自行车，我关怀备至，一回家就用抹布擦得连钢丝都锃括斯亮。我的一位表兄，更是将自行车当宝贝一样呵护，下雨天不骑，遇到路上有积水时，宁可背着车过水坑，平时从学校一回家就擦车，擦好了还要高高地挂在墙上。

　　90年代初，单位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花了近二十万元，当时全县的车牌号才1000多号。那年去泰国旅游，当听到导游说起曼谷城里家家户户都有私家车、有的家庭还不止一辆时，觉得不可思议。当年的祖国大陆，还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然而，祖国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才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私家车也普及了。

　　２００５年，我去美国旅游，听导游说起纽约街头档次低一点的轿车，价格还不如一辆高档的山地车时，我还真不敢相信。导游告诉我：“汽车在美国是交通工具，而摩托车、山地车是体育用品，是有钱人才可以消费的。”现在，我相信了，市场上高档的山地车与低档的汽车的价格，真的相差无几。如今，自行车以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行车的回归是一个新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