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灾区后我去了香港。香港浸会大学聘请我担任“健全人格教育工程”的“奠基教授”，每年需要有五个月时间向校内和社会各界开设公开课程。几乎每次演讲，我都要提到中国人在五一二地震中展现的大爱精神，批驳在香港甚嚣尘上的所谓“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论调。 

　　有一次晚间演讲结束，在九龙塘校区的路灯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这儿有一个‘五一二丑闻’的行动计划，你已经被认定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有一个圈套就要实行，你要小心。”说到圈套，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词trap。 

　　我看着路灯下的这个博士，从口音判断他是大陆出身。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却决定与他对话几句。 

　　我说：“攻击我，是小事；把丑闻加给五一二，是大事。”

　　他问：“你的意思是———？”

　　我说：“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的耻辱分三个等级。最低一等，明明做了好事，仇家摇头不相信；中间一等，明明做了好事，邻居摇头不相信；最高一等，也是最坏一等，明明做了好事，自家子弟摇头要大家不相信。”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属于最坏一等。”我说：“中国人做了好事，外国人总是不相信。这次抗震救灾，全世界总算相信了，却冒出这么几个自家子弟！”

　　这位博士点了点头，说：“世界上地震那么多，每个国家救灾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文人专门去编织这种丑闻的。灾难中的民族难免有错，但又最需要终极尊严……”

　　没等他说完，我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说：“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毛病很多，但再多也不能成为汉奸污辱自己同胞的借口。当时有一个汉奸文人写了一本《支那之诈》，真是无耻。”

　　这个晚上我想得最多的，是余颐贤先生那句话：“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和马兰都不上网，我又在香港，因此一直不知道那个“圈套”已经在北京启动。 

　　还是北京那个肖编辑。他在网上写出大篇文章，说我“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是假的，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由此可以推测，不久前那个“记者”关于我要捐建希望小学的报道，可能也是人家的故意安排。

　　网络上立即对我展开了排山倒海的声讨，延续了一个多月。香港路灯下那位博士的预警完全应验，而且正如杨长勋早就说过的，一个无边界的“网络野战兵团”已经建立，能在顷刻间炮制出几十万条跟帖。 

　　面对这么奇怪的网络风潮，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特地通报新闻界：“余秋雨先生捐的不是希望小学，是三个图书馆。几个月前就有大批书籍运到，现在还在一批批托运。希望大家耐心一点，到八月底欢迎参观。”

　　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为什么不捐钱，却捐书？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钱呢？二十万元钱呢？……

　　这时，一位近年来很出名的文人站出来，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诈捐。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诈捐”声，都配着我的照片。这些报刊挂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挂在各个机场、车站、码头。这对我个人的伤害并不重要，却把全国所有的捐款人、助捐人、受捐人都恶心了。恶心，是消除感动的最有效“解药”。 

　　网上有人统计，不相信灾区教育局的说明、只相信我是“诈捐”的网民比例，为百分之八十二。果然，那么多人都中了那个“圈套”。 

　　2009年6月底，我从香港回上海休假。刚到的那天晚上，我外出见两个朋友，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 

　　马兰一人在家，她知道，门外无数镜头都要抢拍“诈捐”夫妇的狼狈相，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我不在，外出了。他们不肯信，一直堵在门口，坚决不走。也许他们信了，在等待我回家，以便把我突然看到他们时的慌张神情拍摄下来，到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