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手机，马兰只好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又各自有事走了，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夜已经很深，我知道记者没走，镜头没走，我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

　　直到下半夜，妻子在门内对记者们说了一段话。 

　　妻子说———

　　夜已经深了，我关照了丈夫，不要回家。我是为了保护他，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他的年纪，已经不轻。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看看头顶的天。天上，汶川的七万个亡灵，还在看着我们。谁在捐献，谁在诈捐，谁在诽谤，谁在诬陷，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对着那么多亡灵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天地不容。我不明白，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制造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到底在听谁的调度？ 

　　妻子说完这段话后不久，记者们陆续走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实在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蹑手蹑脚回家。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妻子将我一把拉进门内，怔怔地看着我，很久没说话。 

　　两个月后，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我没有参加开幕式，怕那些人又来闹出新的事端。 

　　让我高兴的是，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王蒙、余光中、白先勇、张贤亮、刘诗昆、冯骥才、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三个图书馆不大，但是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如果抬起头来，就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这种福分，在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中也很难得到。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少数报纸有简单报道，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诈捐。 

　　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2009年10月，网上有人评选“中国最差作家”，我因“诈捐”而名列前茅。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下面跟着四个大字：“诈捐作家”。 

　　对此我并不生气，却担心“诈捐”的恶名继续扩展。因为那些人的目标远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五一二，所有的中国人。

　　如果能让“诈捐”的恶名结束在我身上，那就好了。

　　想起了730年前的历史。我的祖先余玠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坚持了整整36年之后终于失去了继续支撑的力量。守将王立站出来说：“我可以打开城门，但你们决不可以屠城！”

　　今天我也要说类似的话：你们可以说我“诈捐”，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实在很棒，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地震了，你们可以去看看。 

　　最后，还有三件小事要顺便交待一下。 

　　第一件事，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原来，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收集老照片”的活动，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报纸刊登了童年时的我，我也就找到了老年时的她。 

　　我赶到杭州去看望时她正患目疾，戴着墨镜。她一见面就带着极为抱歉的口气说：“秋雨，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实在很不合适。”

　　我说：“不，小何老师，您很合适！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最早是您给我的。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

　　“那记不得了。”她说：“我只记得，你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

　　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我也记不得了。”

　　小何老师拿出水果要我吃，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小何老师，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你们当时教书，薪水是多少？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