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东

　　３月１０日，家住鄞州潘火的童先生给本报新闻热线打来电话：“妻子在黄山旅游时不慎丢失的手机，被一名杭州游客奇迹般地从积雪中捡到了，对方在确认地址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把手机寄过来……这个陌生电话，让我感到很温暖。”（３月１１日《宁波晚报》）

　　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让人倍感温暖。你能不能做到，我能不能做到？当我们面对这个很小的善举，内心的盘问也随之而起。是的，这样一个举动，最平凡不过。可是，正因其平凡，更显温暖。关注时事的人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深圳一位女白领在地铁口晕倒，却因为没有人及时把她扶出来，做一做紧急救护而不幸离世。可能，我们都觉得，类似这些事情，没有我们去做，也会有别的人去做。但许多时候也正因为这样的责任分散，而使得无人愿意出手。

　　尽量消除这种现象，需要强调道德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很多人陷入了价值观的迷茫。进入市场经济后，又有不少人对市场经济心存误解，认为市场不需要道德。还有一些人，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在强调法律的作用时，忽视了道德对社会和谐的调剂作用……但实际上，建设一个好社会，离不开道德的良好润滑，市场经济尤其需要道德的支撑力量。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写完《国富论》后，为何又会赶紧写《道德情操论》———因为道德的作用，就在于为法律底线铸就一道防火墙，使我们的发展不至于濒临底线崩溃的边缘。

　　知名评论家熊培云说过，这个时代流行的并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大家一起审判崇高。确实，在某些时候，盲从极容易感染我们。犹如鲁迅说的“同去，同去”，我们经常不加辨别地被大多数人的意见挟裹着一起参与对道德的审判。这种做法对道德的建设毫无益处，甚至反而是有害的。真正有用的是行动，一些最简单最真挚的行动。比如，捡到手机给失主打一个电话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杭州的电话”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因为它昭示了重建道德的方向和意义。当然，重构道德是一件大事，光靠一个“杭州的电话”肯定不能完成。但这些小善行的出现，说明人心之中有重构道德的土壤，有向上而行的力量。只需我们在制度上构建去恶向善的机制，融化城市化带给我们的陌生人效应，建设更好的社会，便也就有了可能。

　　面对当代中国的复杂转型期，熊培云问，“这个社会会好吗”，而我却问，“我们的人心会好吗”，“来自杭州的电话”恰恰做了最好的解答。在大时代，守护好自己的心灵，社会便有了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