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立

　　我们与王安石庙的不期而遇是在一个叫下水的小村子。

　　那天与朋友相约，到东钱湖边一个被驴友广为称道的饭馆吃饭。一边尽是浩渺的水波湖光，一边尽是茫茫的田野山色，车子顺着东钱湖的沿湖公路迤逦开去，总也开不到头。王安石治理水患不正是在东钱湖边吗？王安石庙不是也在东钱湖边吗？于是东钱湖的烟波浩渺、东钱湖的沿湖公路和王安石庙就在脑海里连成了一片。

　　进了王安石庙，正对庙门左边是一幅字，仔细看去是王安石《鄞县经游记》的全文。后书“里人史永和谨书”，根据门口的碑文知道抄录者正是重修王安石庙的发起者。全文不长，兹录于下：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质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资寿院。质明，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

　　按照记载，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王安石的行程：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十四日从鄞州县城出发，至万灵乡之左界（今邱隘镇），宿于慈福院；十五日到了“升鸡山”（今五乡镇）观碶工凿石，然后“入育王山”，宿于广利寺（即今阿育王寺）。因为大雨不止，不再能东行。十八日“下灵岩（乡）”，“浮石湫”（今大碶镇）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堤堰中泄水的闸门）于海滨，宿于灵岩之旌教院。二十日至芦江（今柴桥镇），临决渠之口，与百姓谋劈山开河，筑２０里长塘，宿于瑞岩之开善院。二十一日“游天童山，宿景德寺（今天童寺）”，二十二日“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二十三日泊舟堰下（今东钱湖镇），食于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今横溪镇），夜中方至小溪（今鄞江镇），宿于普宁院。二十四日观新渠及洪水湾，太阳西斜时至林村（今横街镇），半夜前，方至资寿院投宿。二十五日，巡视桃源、清道二乡（今高桥镇），完成政事的训导而归。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王安石风尘仆仆，顶风冒雨，从时间看，历时至少有十二日之多；从路途看，行经包括邱隘、五乡、灵岩、大碶、柴桥、东吴、东钱湖、横溪、鄞江、横街、高桥等乡镇，“凡东西十有四乡”；其间皆宿于寺庙，其中有：慈福院、阿育王寺、旌教院、开善院、景德寺、保福寺庄、普宁院、资寿院等八个，每日皆有记载，绝无扰民；从其作为看，完成了一个新任官员巡视、调查、初步整修水利、政务训导等任务，所谓“乡之民毕已受事”。

　　正如清道光年间诗人陈劢在《读王荆公〈鄞县经游记〉有感》一诗中所表达的：“荆公事吾鄞，学校振士风。石台足师表，楼王皆儒宗。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通过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其后的作为，我们也可以了解王安石在宁波东钱湖被推崇的原因。满怀济民之志，抱负雄才大略，《鄞县经游记》之后，王安石随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对东钱湖，组织和率领十余万民工，清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整修七堰九塘，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时小浃江之潮水直至鄞东五乡镇），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至此，“天变不足畏”，“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东乡之田遂连年获得丰收，民间口碑载道。

　　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三年，不仅兴修水利，还以低息贷谷于民，组建联保，平抑物价，创建县学，可以这样说，王安石变法正是从鄞县开始走向全国的。脚踏实地，想百姓之所想，这正是王安石在东钱湖被祭祀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