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松茂 

　　三七市旧属慈溪县西乡，因逢农历三、五、七、十日为集市日而名。小镇北依群山，南濒慈江，田螺山近在咫尺，河姆渡隔江相望，文化底蕴深厚，乡情民风纯朴，义行善举迭出，市前镇后的两个义庄，曾惠泽众多乡邻。 

　　在集市东南，曾是居民粮油供应点的三七市粮站，旧时是后新屋“董氏承志堂义庄”，因与被称为上义庄的石步“叶氏安雅堂义庄”对应，这里被称为下义庄。光绪《慈溪县志》记载：“董氏承志堂义庄，在西乡二十三都下一图。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里人董秉熙、秉愚、秉恒、长青等，承其父、祖杏芳遗志，捐银七万三千六百八十两零，建义庄一所，书塾三所，置田二千三百十亩零，山十四亩零。”义庄占地十多亩，呈东西长方形，粮站时期铺有木地板、供应粮油的地方只是义庄的东厢房。高高的院墙内，是红石板铺就的道地和走廊，整洁宽敞。布局左右对称，都由廊棚相连，“为祀先之室，为讲艺之堂，为贮谷之舍，为治事之所，皆备”，防火、防盗、排水设施一应俱全。义庄外的石板道地里，立有为表彰董杏芳屡做义事的“乐善好施”牌坊，彰显了受人肯定的善行。义庄后面连接无择浦和彭王浦的横河，东西二头横跨着旺家桥和义庄桥。东首的旺家桥还基本保留着原样，无栏的单孔石梁桥，两头各有若干级台阶，高出了河塘许多的桥洞，有利于船只通行。桥板一侧镌刻着的“董氏旺家桥”，已经被水泥桥栏遮住，将不言自明的寓义深藏其中。 

　　以义庄桥西北的董家大院为主，散居于三七市周围的董氏家族，是汉相董仲舒、慈溪三孝子之一董黯的传人。《慈溪县志》中介绍：“董杏芳，字棣林，服贾起家，见义必为。增远祖祀产，刊阖族谱牒，出巨资不稍吝。尝欲仿宋范文正公（即以天下为己任，首创义庄以体恤族人的范仲淹）遗法，置义田以赡族属，遘疾而殁，年七十有四。”其后被官府祀于忠义祠。杏芳之父董羽丰也是当地有名的孝子，节孝行善乃上行下效，其后代不仅继承传统，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志中所记，杏芳之子董秉忠，家庭析产时年仅十四岁，后其兄因不善持家“旋馨其财”，秉忠借助资金累计超万，在兄长去世后，将借条还予了嫂嫂；道光初，整个浙江遭受水灾，其“收养的婴孩全活者甚众”；吴有恒善堂施济贫病，其“助之金”；宁绍义园为葬死于客乡者增扩厝屋，又“出数万金”；建清节堂，“复出数万金”……他的种种善举深受乡人好评，被“旨以奉亲世业，援例加布政司理问衔及卒”。杏芳五子董秉愚，除了和三兄秉熙、季弟秉恒等出资建立义庄外，在咸丰年间，先后助饷十万金，以抵御粤寇。平时“家居以孝弟（悌）为本，尝举圣经贤传切近身心者，规勉后进，自奉节啬。而闻善勇为，至老不倦”，由国子监生议叙盐运使知事，累赠至通奉大夫。秉愚儿子董封青，“恤孤贫，培寒畯，振灾捍患之事罔不与。道光之十五年全浙大旱，二十三年大水，并发粟行振。粤寇起，（又）集乡兵以卫”，死后被议叙州同加道衔，以次子塘官赠通奉大夫。一门数代皆以孝善而闻名。 

　　上义庄建立时间比下义庄要早好几年。义庄背依古村石步，面临集镇三七市，连通外江的无择浦就在庄之东南。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叶氏安雅堂义庄，在西乡二十三都上一图，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里人叶维新、维元、维翰承其父封之志，捐银六万三百两零，建义庄一所，置田一千四十亩零，山一十六亩零。”我读中学时每天路过上义庄，那里还基本保留着完整的轮廓，现在则是楼房错立，已看不到义庄的旧迹。据县志记载，牌坊系官府为府同知叶封所立的“义行坊”。对于义庄内的建筑，邵灿（余姚人，漕运总督）在《叶氏安雅堂义庄记》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义庄）中建厅事，面南三楹，厅中为位，奉安义行公木主，奉秋致祭，于是乎序昭穆焉。庭前广衍，铺石维平，新谷既登，晒暴称便。东西二庑，各设仓廒，翼如也。厅后为堂，上祀三世。堂之东西为夹室，司事者居焉。夹室迆西为精舍，藏书二万余卷，中多善本。迆东为庐舍，则佣工、匠氏之所处也。又东为庖湢（厨房、浴室）。其基周广十亩，屋凡五十一楹。”可见其气势恢宏，功能齐全。 

　　上义庄创立者叶封，字启桐，国学生，诰封中宪大夫，钦旌义行，诏入忠义孝悌祠。他“性喜施予，求者无勿应……尝欲立义庄以赡族，未成，遘疾卒”。叶封之父俊秀，以贸易起家，积累巨资后，广做善事，“乡邑善举靡不与，义声籍籍”。叶封的长子维新，字子怀，诰封中宪大夫。其虽少年丧父，却“慨然以继述为己任，与弟维元维翰成义庄，族人至今德之”。邵灿在《叶氏安雅堂义庄记》中记载：“予友部郎君维新，教授（石步始祖叶世儒，宋庆历间，由国学生抡元，授明州教授）之二十八代孙也。予与交有年，申之以婚姻，相知深矣。厥考义行公讳封，尝欲仿宋范文正公遗法，置义田以赡族属，有成议，遘疾而殁。部郎君既免葬，锐意欲钟成之。”慈溪县志对叶维新的描述则是：“读书明大义，尝浚无择浦数百丈以通舟，又造桥便行旅。饭佛禅院寄旅榇，屋宇湫隘，撤而新之。”

　　义庄是一项善举，创办人以自身的力量体恤穷人，从而以家族为纽带，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创办者除一次性投入外，往往以义山、义田收来的租钿支撑慈善之举，饶是如此，在日常运行中也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甚至弄得倾家荡产。像上义庄，在叶维新去世后，“家运屯蹇，几致颠覆，竭蹶图存，幸復旧贯，几于亦危矣”。无怪乎邵灿叹道：“以是见一事之成，创之者难，守之者亦正匪易。”上义庄在运作期间，有一套体现男女平等、照顾老病残寡的制度。“男子女子自四岁以上别为三等，曰小口，曰中口，曰大口，以差廪给之；男子至年十七，女子（至）出嫁，乃罢给；若老而不能自存者，有废疾者，妇人寡者为大口，皆廪给之终其身。”它的优扶标准是：“大口，日给米一升；中口，日八合；小口，日五合，给以半月为期，月凡再给。”这是叶封生前曾有的设想，其死后，叶维新偕其弟，“奉公遗议，商榷厘定，著为庄规”。不仅如此，义庄还开设义学，购置义山，“俾生而得所教，死而得所归”。

　　在清代，创义塾、办义庄、营公墓、设义渡等都被列为善举，官府为其立碑建坊不失为一种肯定，但留在百姓当中的口碑则是更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