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石构件

南宋墓志铭 龚国荣 摄

　　□周东旭

　　清明时节，说几个关于墓志铭的事。

　　一般人以为，墓志铭就是像座右铭一样的短短几句话。其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墓志铭、墓表、墓碑、神道碑、阡表、墓柱铭、坟版文、窆石志、墓碣铭、穿中柱文，这些都可以称为墓志，它们的内容即是一篇人物传记。清代宁波著名学者全祖望的集子里就有大量的人物墓志，他借着写墓志的时候，搜集了许多明末清初殉国的仁人志士的故事，为他们树碑立传，善善恶恶，弘扬天地正气。

　　现在的人很少会去写墓志，似乎已经没有这种传统。而这个传统以前在江浙是必须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古文大家方苞在京城遇见万斯同，万斯同给他看《明史·列传》的目录，方苞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江南一带的人物多而他省远方的人却少。万斯同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江南一带重文藻，人死后都有状、志、家传，其他地方则很少，只能根据《实录》，但《实录》所载极简略，对这些人的事迹又不能凿空而构，所以只能把他们附于大传之后。实在没办法附上的，就只能听任了之。因为史传要言必有据，要有行文出处，不是自己凭空可以编造的。所以以墓志形式的人物传记为编史书提供了很多的资料。而入国史，那是相当荣耀的，所谓流芳千古。

　　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所以有钱的达官显贵纷纷请文章大家为先人写墓志，希望托着名人的生花妙笔让先人的事迹流传后世。据说古时候的文人写墓志也是笔不小的收入，像文学家袁枚。全祖望说黄宗羲“谀墓”，谀墓，就是拍死人马屁，虽然全祖望很崇拜黄宗羲，并私淑黄宗羲为老师。但说起话来很狠，不留情。说黄宗羲晚年的文章“玉石并出，真赝杂糅”“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

　　对于大学者来说，名气越大，自然找你写文章的人越多；应酬越多，自然越容易“谀墓”。钱谦益病危，有人约写文章，给很高的润笔，别人代笔都不行，黄宗羲来了，让他马上写，关在屋里，文章没写完不能出来。文章写完后，钱谦益让人誊抄成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躺在床上，看完了，点头称是。这笔钱，对于老病的钱谦益来说是雪中送炭。在固定的稿费制度确立之前，“润笔”是文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而墓志铭又是其中需求量最大、最“生财有道”的文体。当然许多文人编自己文集的时候，不愿意把这类文章编进去。

　　当然也有不写赞歌的。《湘山野录》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严续位高寡学，为时所鄙。请韩撰父神道碑，欲称誉以取信，以珍货几万缗，加未胜衣歌鬟爲润笔。韩文成，但叙谱裔品秩，薨葬褒赠之典，无所称誉。严嫌而封还，冀其改窜。韩以所赠及歌姬归还，于泥金双带题诗：风柳揺揺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

　　韩即是韩熙载，五代十国时南唐的一位重臣，中国美术史上有一幅很有名的图叫《韩熙载夜宴图》，画的即是韩熙载的夜生活。一位叫严续的人，职位很高但没啥学问，别人都鄙视他。他想请韩熙载写个墓志，因为韩很有文名，报酬非常可观，除了钱外，还有美女。韩答应了，但文章实事求是写，没什么夸张称赞的。严续想让他改一改，谁知道，韩把所有的东西退还了他。

　　照着浙东人的习惯，都不喜欢离开事而说理，所以有时候他们借着人物发挥，比如阳明先生为一个弃儒服贾名叫方麟的商人撰写《节庵方公墓表》：“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这篇墓表，被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评价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王阳明观念的先进性，在于明确否定了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等级制思想，指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即“异业”而已，在至关重要的“道”的面前，应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复有高下之分。而且，在王阳明看来，“士”之好“利”尤过于商贾，远不如这位经商的方麟“天质之美而默然有契”，所以应彻底破除社会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世俗风尚，大力提倡“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经济伦理。

　　所以说，虽然这是一篇墓志，以记叙人物事迹为主，但阳明先生却发挥了，而且在思想史上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