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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出牧 张柯/摄 |
◎张仿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姐姐从一个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工作算是相对稳定了。身份变了,工作也要独当一面,因此,领导把她派到镇安小学。 镇安是高塘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原来没有学校,现在实行“民办”制了,为了方便最小的孩子上学,让他们少走路,就在大队里办起了一所只有一个复式班的学校,包含一年级和二年级。姐姐是这所新学校唯一的教师,一身兼着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班主任和各科任课教师数职。 镇安离高塘有好几里路。听镇安人说,这个地方多数人姓张,旧称“下张家埠”。镇安小学设在一个旧时大户人家的大院里。这大院是朝南的,西厢房是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学校在东厢房,就一间教室,进了教室向右(向南)拐是办公室兼姐姐的寝室,寝室西边,隔着一层板壁,是小店,它位于大门的东侧,相当于门卫的位置。 既然只有一个教师,学校当然没有食堂,伙食是要自己解决的。来学校前,公社中心小学发给姐姐一只“经济炉”,即煤油炉。用这样的炉子,偶尔下一碗面条还可以,但要解决长时期的一日三餐,显然不能胜任。大队里帮着为姐姐找了一位大妈,姐姐常在她家吃饭。这位大妈除了为姐姐做饭,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悉心照料我姐姐。姐姐既然是“民办”教师,她二十几元一月的工资就要向当地生产大队领。而生产大队则要求教师从收来的学费内扣取工资。当时村民们的生活实在是极其贫困,虽然只是一元两元的学费,但是许多人家还是拿不出,有的欠了好几年。所以我印象中,姐姐到了镇安后,常常拿不到工资,只能无奈地去向学生家长“讨学费”。 工作和生活慢慢安定下来,教学也步入了正规,姐姐与村里的人们也越来越熟悉了。除了照顾她的那位大妈,还有更多的人会关心她的生活,帮助解决一些临时的困难。闲暇时,也会有些附近的农民来学校里坐坐,聊聊天。但是有一件事却没法由邻居们解决,那就是代课。学校只有一个教师,姐姐要从清早一直上课到下午放学,中间没有空课来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不适,也只能自己坚持。一次,姐姐感冒后,扁桃体严重发炎,嗓子完全哑了。可是教室里学生已经到齐,不能没人管。姐姐拖着病体急得团团转。正好我从大碶来看她。她见了我就像见了救星,又用手比划,又在纸上写字,意思是让我代课。那时虽然我已经初中毕业,虽说教教这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是绰绰有余,但是,初中毕业的我个子还很小,也没有上课的经验。然而看姐姐这病情,我又不得不“临危受命”。幸亏我曾看到过姐姐上课的过程,知道在复式班中,要先给一个年级布置作业,再为另一个年级上新课,半节课后轮换。幸好这些小朋友也十分配合,不管我上得好与不好,没有一个捣蛋的。就这样,我晕头转向地忙了一天。从某种意义说,这可以算是我从教生涯的第一天。 又过了一年,有一次我去镇安村看望姐姐,听到学校附近十分热闹,我过去一看,是一些人聚在一起烧一些书。我捡了一本还没烧的来看看,居然是村里张姓人家的家谱。这算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家谱了,里面非常详细地记着张姓家族一代代一个个分支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原来每一个家族是有这样的系统资料的。当时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地“扫四旧”,各个地方都烧了不少东西,所以才十五六岁的我看到这些旧书被烧也不觉得奇怪。年纪大了后,才深深体会到,那都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啊,可惜就这样付之一炬了。 一年后,姐姐的工作调到了她家所在的公社,我自己也去插队落户当农民了,就再也没去过镇安,但四五十年来心里总对这个地方有点牵挂。读大学时有位顾姓同学是从镇安来的,我还向她打听了几位我认识的镇安人。退休后,有空闲时间了,想沿着石板路去看看镇安,看看那个旧大屋,却得知已经拆迁了。我就让记忆中的老镇安一直留在脑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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