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

　　前些日子整理旧物，翻出一枚印章。这枚印章有些年头了，有限的方块内篆刻着我的名字，用笔细腻，留白简约，仿佛记载了一段厚重的岁月。 

　　印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为红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章就是身份证，领各种票据、工资统统都要印章说话。印章还代表着信用与承诺，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要专配一枚，更有人把家里的钥匙和印章串在一起别在裤腰上。 

　　印章最初是作为一种凭证出现的，后来慢慢成为个人信用的象征，进而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印者，信也。古代征战中，将领每逢攻取城池，先要执取大印，方可号令军队。 

　　记得当年村里有个叫汪美菊的老太太，寡居多年，儿子在上海工作，月末或月初都会寄钱过来，一张小小的汇款单成了老太太生命中最重要的等待。那些天，老太太总是站在窗前，脸上带着恬淡的微笑，守候着瞬间而来的幸福。终于，弄堂里邮差一路车铃声，然后抛出一句“汪美菊，汇票———”，老太太早已迈着小碎步从屋里赶出来，手拿红色的印章嚷嚷：“来了，来了！”然后把印章郑重地盖在邮递员手里的回执单上。 

　　有一天，父亲要刻一枚印章，但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带着我去赶集。高桥的老街不长，一到赶集日，到处人来人往的，那些有年头的老店铺、老行当生意分外兴旺，铁匠铺的火星、包子铺的蒸汽、占据街头巷尾的农副产品，让人真切感觉到日子的滋味。刻章摊在老街一隅，刻章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脸型饱满，五官跟他刻的字一样周正，只是腿脚不便，椅子旁总是倚着一副木制的拐杖。方桌上摆放着形状不同、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章坯，几把木柄刻刀，一块木质楔子，一块粗砂纸，一块细砂纸，就是刻章的全部家当了。刻字时，他和钟表修理匠一样，把自己埋在一个玻璃罩里，先用铅笔写上反体字，然后一手拿稳章坯，一手拿刀雕刻，一丝不苟的样子。刻刀在指甲大小的章坯上游走，吱一下，吱一下，楔子中间夹着的圆形或方形章面，就或凹或凸出现几道笔画。他努起嘴轻轻一吹，将细微的碎屑吹飞，左右端详一番，然后再刻……不到十分钟，一枚漂亮的印章诞生了。 

　　玻璃罩旁放着一张白纸，盖着一些红印章，那是他的作品效果图。公的、私的、大的、小的、朱文的、白文的、楷的、隶的、篆的，让人感觉到满满的艺术气象。 

　　有人来取走刻好的印章，他顺手把那枚印章在白纸上按一下，来人见到纸上红白相间的名字，满心欢喜，放下钱拿起印章就走。他把桌子下边的小抽屉拉开，把钱放进去，接着干后边的活儿。我一直傻傻地站在他身边，他终于发现，问，你刻章？我回答，是我父亲的。他说，那你把名字写一下吧。我拿起他身边的铅笔，草草写好，他看了我一眼，面带微笑，读几年级了？三年级。嗯，字写得不错。那我能学刻章吗？我傻傻地问。他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线，然后说，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 

　　那时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次“深刻”的谋划，那就是要学刻章养活自己。回家后，先练习“反字”，这是刻章的第一步。玻璃窗是最好的练习“反字”的地方，呵一口气，沾点水把字涂写在玻璃上，跑到背面，感觉一下这字是不是写得“正”。操练了些日子，挑了根断裂的钢锯条，胡乱地在木头、石块、墙壁、金属上涂鸦……终于，我能在一个白萝卜上刻名字了，虽然字体有点大。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枚“印章”，颇有成就感的我，把家里的旧书、废纸、信封……总之能印的地方都留下了萝卜章的痕迹，令母亲恨之入骨。 

　　工作后领第一份工资时，财会说要印章，否则领不了。我在高桥老街寻找刻字店，当年的那家刻章摊早不见了。寻寻觅觅，终于在一弄堂里发现一家私人刻字店。这是第一枚真正属于我的印章，雕工、款式都十分令人满意。

　　这枚印章后来经常被我用在新购买的书籍上。每次购书回家，我都要在扉页上编上号码，写上购书时间和书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再隆重盖上那枚印章。每每翻书，从扉页上看到那个鲜红的印迹，我总要为自己拥有那么好的书籍而感到欣喜。 

　　可惜，如今除了舞文弄墨者尚在把玩印章，这东西已渐渐淡出老百姓生活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