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芬

　　经常给一些报刊杂志写书评类的文章，尽管每一次都是尽量仔细、深入阅读后才敢于提笔，但写完后自己审读，还是会莫名觉得惴惴。这种“惴惴”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文章质量的不够自信，更多的来自于对文章中显露的那些个人观点的焦虑。为何焦虑？因为“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所谓“正确”或“不正确”的。举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就好比董仲舒提出过“诗无达诂”一样，对于我们所见、所分析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就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统一规整的解释。我的“解读”只是属于我个人有限阅历和见识之下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我虽也从未试图通过对一本书的私人理解去影响其他读者，但事实上，因为这类书评是要见报的，客观上势必将或多或少地“给予”别的阅读者一些导向性的东西。于是我每次写书评，都带着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然而即便如此，任何一个如我这样的“角色”都无法突破这条铁律：“一切解读都是误读”。不过，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对各类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存在，才会有杜甫诗所描绘的那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境界出现。在这种丰富多彩的“解读”中，每一个阅读者才会更勤于思考，善于辨析。

　　既然误读不可避免，我们便无需对“误读”畏之如虎、视若寇仇，而应该大胆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即便是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结论的一些书评观点，也可能和原作者的写作目的大相径庭。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在提到美国作家海明威时，语气铮铮地指出他的代表作《老人与海》的中心主旨是“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击败”，“勇气”是海明威所要竭力宣扬的文学主题。但作为海明威的铁杆粉丝，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反复阅读《老人与海》后，凭着同样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敏锐，觉得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想表达的其实是“胜利之无用”及“赢者一无所有的悲凉”。哪一种是正解？哪一种是误读？后世读者只能见仁见智了！相似的例子挺多的：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洛丽塔》。当年很多看过《洛丽塔》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此作肮脏下流（到今天不乏有这样的评价），而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则一眼看出：这将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同时，它也是异常严肃的。还有，笔者曾看过一本名为《退稿信》的书，里面辑录了很多后来成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作品，讲述了他们在初次投稿时所遭遇的叫人啼笑皆非的各种“退稿信”的故事。这些退稿信里既有委婉的批评，也有严厉的拒绝，不乏戏谑的嘲讽，兼带无情的奚落。而它们的作者———世界各大出版社的编辑们都是有一定阅读量的专业人士。你说他们分不清“鱼目”和“珍珠”么？绝不是。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解读”上。简·奥斯汀收到的退稿信上这样写道：“如果阁下要我们买下这本书的话，我们宁愿用同样的价钱把书退回去———只求您打消这个念头。”出版社给纳博科夫所投稿件的意见是：“我建议不如把这本书用石头埋起来，一千年后再找人出版。”普鲁斯特名作《追忆似水流年》中的第一部分《在斯万家那边》得到的评价极其搞笑：“乖乖，我从颈部以上的部位可能都已经坏死了，所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一个男子汉怎会需要用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入睡前是怎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值得一提的是，给普鲁斯特写这封退稿信的先生也非等闲之辈，他在当时就已声名赫赫，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

　　最后不妨引用一下大仲马《三剑客》里面一个著名的误读情节：卫兵们去捉达达尼昂，却遇见了达达尼昂的哥们阿多斯，卫兵们怒吼着问道：“你是达达尼昂么？”阿多斯反问了一句：“我是达达尼昂？”于是卫兵们就欢天喜地地把阿多斯给抓走了。看看，不仅仅文学如此，文学所描述的生活细节中也总是有这样“误读”的情况发生。